哲人日已遠:紀念葉博文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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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第一任館長葉博文先生,因肝炎於2019年4月1日離世,享壽72歲。

葉先生大半生,都在追求台灣人的尊嚴獨立與民主自由。他因為美麗島事件及林宅血案,開始關心各項社會議題,之後各種社會運動,幾乎無役不與,直到前年生病罹癌,仍然在街頭爭取公投法修正。

葉博文生前曾經跟我說了很多他的故事,他希望我記錄下來,但不需要公開發表,他認為自己是平凡的人,不需要做什麼回憶錄。他只想要把一些他的人生經歷,特別是他「調皮搗蛋」的事蹟記錄下來,給親友看看笑笑,也就足夠了。

直到他走了之後,我覺得他的「叛逆人生」如此精彩,如果掩埋在歷史當中,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還是想要寫一篇文章,簡單介紹葉博文先生的生平及他的理想懷抱,聊表對前輩的敬意,也希望能幫他在台灣史上留下一點影跡,能給後人參考,也就夠了。


葉博文出生於1947年的台南,父親原本是灣裡地區的漁民,父母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家境不是很好。他爸爸努力工作,攢積了一點錢,後來搬到台南市區做生意,開了一間「富源銀樓」,就逐漸發達起來。

葉博文小時候家中兄弟姊妹眾多,爸媽忙著工作,沒時間管他,他就在保安路福安坑溪一帶遊玩,長越大就越調皮搗蛋,媽媽都拿他沒辦法。或許這就養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他對於權威的事情都很反感。他很不喜歡府城傳統習俗裡,鋪張浪費的迎神嫁娶儀式,媽媽給他喝香灰符水,他轉頭就偷偷吐掉。

又因為家裡經商,時常招來一些國民黨警特官員的注意,不時有穿制服的人來家裏索賄,大聲小聲、作威作福。他們葉家的遠房親戚是葉廷珪(台南市第一位黨外市長),長期被國民黨打壓,加上二二八的恐怖記憶,長輩都會告訴小孩不可亂說話,甚至說不能跟跟特定幾位「被抓去關過」的人往來,這都讓葉博文小時候就對這樣威權的體制非常反感。

「離經叛道」的故事很多,比方說他小時候就讀台南的長榮中學,每天早上都要跟著牧師一起讀聖經。他不但在禱告時打瞌睡,還將書上校訓「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改成「敬畏葉博文,是智慧的開端」。如此頑劣的學生,果然被學校留級。後來他還笑著說,那是因為上帝覺得他資質不錯,還特地留他多栽培一年啦。

但遺憾的是,小時候因為家裡長輩沒有讀過什麼書,所以沒有人教他課本以外的知識。但他一直喜歡「胡思亂想」,對哲學的東西很感興趣。高中的時候,家裡住著一位就讀成大的遠房親戚。那位親戚的書架上,一整套的柏楊全集。葉博文就興奮地將柏楊全集看完,成為他當時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心靈食糧。

高中畢業後,大學聯考考上海洋學院(現在的海洋大學),葉博文對航海的興趣不大,所以大學時期並沒有很認真在課業上,不是幫忙打理家裡的事情(當時他爸已經把銀樓開到台北來),就是跟同學到處鬼混,也鬧了不少笑話。

畢業之後,要上商船實習,葉博文就跟著大型的貨輪,繞了世界一圈。當時台灣人要出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社會非常封閉。他就在跑船期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比說他到了歐洲各國,發現那邊的人「奇裝異服」,男生還可以留長髮,非常自由;而且家戶都沒有裝鐵窗,晚上也不拉鐵門,治安非常良好,社會充滿信任感,搭地鐵也不會有人查票,跟當時的台灣社會氛圍截然不同。

船上的副水手長是外省人,對他很好,私下跟他說:「幹他媽的,這麼自由,又這麼富強,這才是國家!」環遊世界的經驗,打開了他精神上的窗,他非常嚮往歐美國家的自由風氣,回台灣之後,對專制獨裁的國民黨,也更加感到不滿。

但葉博文成長在商人家庭,家人對政治都是避而遠之,他也沒有機會接觸到其他政治思想,就算對政府不滿,也不知如何對抗。於是退伍之後,就專心經商,跟太太在大稻埕那邊開了一間銀樓。

葉博文做生意手腕靈活,但非常講信用,所以逐漸做起口碑,生意也蒸蒸日上,不到三十歲,就累積了一些財富。但在1979年,台灣發生兩件大事,啟蒙了他的社會意識。

一件是「中美斷交」,當時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社會陷入恐慌,特別是有權有勢的人,開始搶購金銀財寶,金價暴漲,延平北路的銀樓也都開始停止黃金交易。反骨的葉博文這時候覺得一口氣吞不下,「沒有國哪有家」,就捐了兩塊金條,時價約為台幣36萬(當時可在台北市鬧區買一棟房子),給台北市政府。當時的市長李登輝嚇了一跳,還叫記者前去採訪葉博文,一時傳為美談。

但同年,也爆發「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事件起因是高雄美麗島雜誌社想在國際人權日辦一場遊行,但遊行過程中被政府鎮壓,造成激烈衝突,參與籌劃的姚嘉文、陳菊、施明德及林義雄等人被捕,送到景美軍事法庭公開受審。

沒想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當天,林義雄的家中遭情治人員闖入,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到殺害,僅長女奐均身受重傷,幸運獲救,此事件又稱「林宅滅門血案」。

葉博文看到新聞之後,一方面感到無比的憤怒與震驚,國民黨的手段竟然如此兇殘;一方面,他也被林義雄與方素敏的胸襟所感動,他到林義雄家人的墓園上哀悼的時候,看到墓碑上刻著:「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出自《華嚴經》)。這段話啟迪了葉博文的人生觀。他回想自己過去汲汲營營地經商,甚至還因為財務問題而跑法院,身體也出了問題,但這樣的人生是沒有靈魂的。於是後來就義無反顧投入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以及林義雄「核四公投人民作主」的行動,直到晚年仍持續不輟。

林義雄曾問他說:「為什麼你這樣一個生意人,這麼多年來,會這樣支持我?」

葉博文說:「哪有對你好?如果你家的遭遇發生在我身上,我大概不是拿槍去拼命、就是沈默不再現身。但我沒想到還有第三條路,像你這樣為社會做出這樣的貢獻,投身教育及文化事業,你是我的典範(拍桌)。」

1984年,有朋友邀請葉博文加入剛成立的大同扶輪社,裡面大多是黨外人士,包括蔡仲伯、江鵬堅、洪奇昌與謝長廷等人。於是葉博文在社友介紹之下,重新認識了二二八事件等歷史,開始參與黨外運動的大小事務。同年,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第一任會長是江鵬堅。1994年,葉博文擔任台權會財務長,協助募款及整理財務等等事務。

葉博文除了參與社會運動之外,他也開始回頭實踐人生的志趣。他小時候因為家人都在做生意,沒有人文思想的環境。但他對於哲學等人文領域是非常有興趣的,所以他生意上軌道之後,自己找了很多哲學的書籍來看,還一度聘請一名哲學研究所的學生來當家教,想要報考哲學研究所。

他特別喜歡老莊的哲學,他在跟我聊天的時候,一面喝酒,一面用力寫下「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句話,還幫我上了一堂道家的課。但當時他已經有點醉意,所以講解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或許這句話,解釋了他這一生(身)為何如此「不合時宜」的理由吧。

他還有另外一個藝術上的志趣,就是蒐集古物。他從小在父親店裡,看到一些古玩,覺得非常漂亮。但因為家人沒有相關知識,所以就都是隨興蒐集。直到他開店之後,因為一些財務官司,非常苦悶,在朋友的鼓勵下,他才慢慢研究起古物來。他買了一本美國介紹古物的筆記本,一字一句的查字典,研究相關歷史背景,逐漸建立起對於古物的知識,就也無師自通,成為古物的專家了。

他後來透過出國做生意之便,到各地的拍賣市場尋找古物,例如伊斯蘭文明的玉器、印度的佛像及清朝宮廷的珍品等等,蒐集了相當可觀的藏品。他還自己印製精美的手冊、筆記本,介紹這些古物。1990年,國家歷史博物館跟他借用藏品去展覽,頗受好評。於是他又帶著這些古物,到歐洲各國去巡迴展覽,還曾經跟大英博物館交換過藏品,直到1994年為止,共巡迴了南非、英國、比利時、德國、奧地利及法國等五個國家。

十年前,故宮博物院跟他商借伊斯蘭的玉器來展覽,結束之後,葉博文認為:他唸大學的時候,很喜歡去故宮看展,開啟了他對美學的認識,所以他想回饋給故宮。就將藏品捐贈出去,到他晚年為止,陸續捐贈了多樣藏品給故宮及故宮南院,都是稀世珍寶。


葉博文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1997年,擔任首任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館長。

當時陳水扁剛選上台北市長,晦暗且漫長的台灣民主運動,似乎終於看見了一點曙光。後來就在副市長陳師孟推動之下,就在剛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裡的「前台北放送局」,成立了台北第一座、也是台灣第一座的二二八紀念館。經營方式是公辦民營,由民間合力出資1000萬,成立台灣和平基金會,承攬經營事宜,並由出力甚深的葉博文擔任館長。

擔任館長,對於葉博文有非常崇高的意義,並不只是職務本身,而是肩負了歷史的使命。葉博文跟李敏勇、鄭南榕及張炎憲等人同年,都是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的時候出生的。因此在1990年,由張炎憲及李敏勇發起,以鄭南榕作為精神號召,共同組成了「四七社」——四七社是德國在戰後,由知識份子組成的一個團體,旨在反省戰爭責任並重建德國的人文精神。李敏勇等人借用德國四七社的精神(同時也是「一九四七年」的象徵),他們認為自己的誕生,無形中是與犧牲的前輩靈魂聯繫在一起。四七社的成員們對於二二八事件,都有著非常特別的情感與責任感。

擔任首任館長,不僅要扭轉過去的國民黨史觀,還要對抗舊時代的黨國系統。於是葉博文開始進入體制,與公務系統拉扯,凡從公文上的書寫順序到國旗升降等等,都跟原本的黨國文化「處處作對」,立下了許多「創舉」。

葉博文在館長任內,還特別從海外買下了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全部的珍藏史料。葛超智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在台灣工作的美軍軍官(副領事),主張美國應積極介入台灣地位,但不受重視。後來他親眼目睹了二二八的事發現場,於是他寫下了《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內容為二二八事件,以美國角度出發的第一手觀察與評論報告。

葛超智因為立場與高層不合,仕途並不得志,但他保存了龐大的筆記與史料,葉博文認為這批史料非常珍貴,於是花了20萬美金,將20大箱的史料搬回台灣,也成為了二二八紀念館的鎮館之寶。

遺憾的是,陳水扁沒有成功連任市長,繼任的馬英九,以及文化局長龍應台對於館舍營運非常有意見,於是撤換了台灣和平基金會,改由親國民黨的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接手。葉博文非常不滿,2001年口述出版了《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一書,控訴馬市府對於二二八紀念館的政治干涉。


葉博文雖然長期在背後默默協助民進黨活動,但民進黨執政之後,他並沒有接受任何公職,反而是繼續堅守在社會運動的崗位,與林義雄及人民作主的志工們繼續推動核四公投。他認為執政只是個開始,接下來如何讓台灣社會更好,才是重責大任。

他曾經對我說:「我們(民進黨)的目標不應該只是執政,而是要在政黨輪替之後,讓『分配』變得更公平正義。重點是在『公平正義』啊。」

他們還是繼續在努力。公投法雖然在2004年通過,但程序及門檻非常高,民間團體難以發起公投,因此被稱之為「鳥籠公投」。於是林義雄又呼籲「修正公投法」,希望能透過公投來實踐台灣的直接民主,表達人民的意志。但由於當時政府朝小野大,公投法修正案始終無法通過。

直到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才出現修正公投法機會,於是林義雄與志工們,繼續在民進黨黨部前靜坐,並安靜徒步繞行總統府,希望蔡政府能加速改革的腳步。當時葉博文身體已經出現一些狀況,要持續到醫院檢查,但他仍然持續參加人民作主的行動。終於到2017年年底,立法院要針對公投進行三讀表決,葉博文跟志工們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外集合,準備繞行總統府來表達訴求。

他雖然身體不舒服,但還是到場參與,他認為:這是他在生命結束之前,最重要的社會工作,也是他作為台灣人的責任。他不會跟年輕人說「台灣就交給你們了」,他也會一起努力。

他也對志工們說:「我已經走了23年了,一路走來我無役不與。修正公投法這場戰役,是我生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12日表決當天,我剛好要去醫院動眼睛的手術。我只希望同時間,台灣的民主,也能重見光明。」

最終,公投法修正案通過了。不過也在2018年的大選,因為公投主文不明確,以及保守勢力的反撲,公投反而造成了社會改革的阻礙。但我想,葉博文一開始理想的情境,應是在完整且理性的狀況下,公民們透過公投來選擇、論辯台灣的未來(但人權實在不應該交付公投)。直接民主的理想並沒有錯,但我們要怎麼強化公民社會的機制,落實真正的民主討論呢?這還有待我們後繼者,接下前輩的棒子,繼續對抗保守勢力,繼續改革前進吧。


2019年年初,葉博文生了一場小感冒,接著併發猛爆性肝炎,住進台大醫院,黃疸指數一直降不下來,他決定放棄漫長而痛苦的療程,要安詳自然地走完最後一段路。

因此他預先辦了一場生前告別式,要跟摯親好友們道別。

那天台北天氣晴朗,路上微微涼風吹來。葉博文特地穿上兩件衣服,一件是他當二二八館長的時候的黑色制服外衣,另一件是人民作主志工的長袖T恤。

親友陸續來到病房,他撐起身子,緩緩地穿起T恤,套上制服外衣。雖然早上不太舒服,還帶著呼吸管,但他堅持不要躺在病床,至少要坐在輪椅上,與親友們說話。

親友們聚在台大安寧療護的禮堂,坐在博文兄面前。詩人李敏勇——也是葉博文的扶輪社與社運摯友,開始朗讀〈風中一葉〉這首詩:

不要想風中飄動的那一片葉子
不要憂慮它會落到何方
現在它綠色葉脈在陽光中
它光澤的話語
訴說著生的歡愉

悲傷是當它由綠轉黃
見證了成熟

那時已是秋天
晚禱的鐘聲將夕陽的顏彩
譜成音樂
悲傷也是一種美
就像人生
在旅途中
各種註腳印記不同的形跡

李敏勇將這首詩抄寫下來,送給了博文兄。葉是博文兄的姓氏,葉子由綠轉黃,象徵了他從年輕時熱切地參與社會運動,想要改變島嶼上的不公不義。直到晚年,走過了人生萬化,不再被權力物慾所擾,缺憾亦即為美的境界。晚禱鐘聲象徵他的信仰,對台灣土地的愛,以及對於哲學真理的探尋;而顏彩,則是他一生對於美學與藝術的追求。

詩人念完詩之後,葉博文對大家說話,他特別感謝親友們一路的陪伴,但最後仍然不忘記呼籲大家團結,抵抗中國的侵略。並特地給蔡總統打氣,他用虛弱但堅定的語氣說:「小英,加油!」

接著人民作主的志工們站起來,合唱「我愛台灣」。這首歌的歌詞只有我愛台灣四個字,但歌曲卻無比悠揚而有力。葉博文用最後的力氣,唱著我愛台灣,現場氣氛非常感人,大家都熱淚盈眶,難以自己。


4月1日,葉博文蒙主寵召。再怎麼叛逆的孩子,終究是要回家的。在告別式之前,博文兄特別請公館教會的王牧師到病床前為他受洗,調皮搗蛋了六十多年,最終還是回到了上帝的恩典,回歸台灣大地的懷抱。

葉大哥與這些民主前輩們,努力奮鬥了一輩子,爭取到了珍貴的民主自由與公民正義,就只差幾步,或許就能等到獨立建國、等到更光明的未來吧。但葉博文的任務已經圓滿結束了,他已化作千風,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後記:文章刊出之後,感謝李敏勇老師及秀如姐來信指教錯漏之處,如葉博文台權會及四七社參與過程部分,於網路上即時修正。特此向讀者說明。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