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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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全面改選

自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學生提出廢除萬年國會的訴求後,一九九一年國會全面改選也終於提上了日程。

永熾很早就意識到萬年國會的荒謬,福澤諭吉雖然相對於民權派比較保守,但他在談民主自由時,還是以民權為主,主張通俗民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眾主權、人民主權的意思,算是很高調的民權。碩士班時代,永熾研究了這一些東西,到日本留學時,讀了瑪克思.韋伯的東西,開始注意英國國會的一些現象,那時他已經認知到,在人民主權的體制下,人民擁有決定權,既然台灣的國會只能對台灣人負責,那麼這個國會就應該全由台灣人民選出,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把這個想法變成有系統的言論。到了一九九○年,永熾對萬年國會與民意代表的想法,已經蘊積二十年,這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緊密相關。從韋伯的觀點來說,如果人民的民主素養不成熟,民主制度就會淪為投票這個行為而已,選出來的國會議員,絕對是以利益掛帥,而不會以國家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為主體去思考,因此,韋伯選擇用總統來制衡這樣不成熟的國會,主張總統直選。

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落幕後,民進黨立刻成立憲政研究小組,花了三個月時間提出了《民主大憲章》,鄭欽仁也有參與,他極力主張總統直選。永熾那時也在想,萬年國會的那群老國代還沒有徹底下台,也還不知道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的結果會怎樣,或許萬年國會真的會萬年下去,因此永熾傾向採取韋伯的概念,用總統直選來克制國會,而且直接民選的話,總統制未必會比內閣制差。當然,一九九二年台灣終於全面改選民意代表,然而,選出來的國會代表正如同韋伯說的那樣是以個人利益為考量。因此,如何形成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落實民主制度,便成為永熾思考的一個很重要課題。

永熾一直認為台灣要獨立建國,一定要有一個理論性的論述,穩固地打下台灣認同的基礎,而不只是因為激情或反國民黨而已。因此,在剛剛脫離戒嚴體制、鬆動大中國主義的一九九○年代,思想建構比什麼都重要,或者說,國家建構比什麼都重要,此時永熾的思想與行動也大都傾注於這一部分。不過,一九九○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還是比較少談到主權問題,那時的民主化議題還糾結在總統制、還是內閣制,而且還不是從憲政的角度去談論。

一九九二年,台灣要全面改選民意代表,施明德在前一年便開始推動巡迴全島的新憲助選團,但新憲法的討論還是被擱置。似乎以李登輝與民進黨為首的改革勢力,都覺得在既有中華民國體制上改革,比較容易達成民主化,若要主張訂立新憲法,可能會引起統獨對立,激化保守派反彈,防礙民主化發展,所以就要獨派妥協。

只是妥協到今日,台灣還是這樣國不成國,二十多年了,連轉型正義都才剛起步,真的讓人很感慨。說老實話,永熾比較心儀內閣制,但是他對內閣成員實在沒有信任感,因為在沒有建立起真正個人主體性的狀況下,政治最終只有權術,沒有價值與理想,所以不管哪一個黨,到頭來都一樣,都不敢把台灣的利益、台灣的問題,拿到檯面上來談,只講一些瑣碎的議題,甚至談的議題都無法相互連貫,一下討好這群人,一下討好那群人,說穿了都是為了選票。如果民主制度只停留在利益交換與票數計算上,那根本不是民主制度,只不過是利益分配罷了,用韋伯的話來說,國會只是個利益交換所。

透過寫文章傳達理念

永熾一直積極在各報章雜誌寫文章,想要將他對民主與價值體系的理念傳達出去,當然也因為這是他比較熟悉的社會參與方式。從早期金恒煒擔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時,他就在《中國時報》撰寫不少關於文化的文章,等到金恒煒創辦《當代》後,永熾更幾乎一期都沒缺席,延續《中時》副刊時所寫的思想文化主題。同時,他也在鍾肇政擔任副刊主編的《台灣日報》撰寫一些比較長的論述文;而在《民眾日報》發表的多為政治評論。在老包擔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時,他也應邀撰寫專欄,這時期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廣,包括了政治、文化、社會、知識等方面。

另一方面,辜寬敏模仿日本的《文藝春秋》,在台灣辦了一本《台灣春秋》,邀請永熾去擔任顧問。但或許因為《台灣春秋》的稿費在當時幾近天價,沒多久就虧損慘重,最後辜寬敏停掉了《台灣春秋》,在一九九三年出資另外創辦了《黑白新聞週刊》。那時老包也離開了《自由時報》,轉到《黑白》當總編輯,永熾也停掉了《自由時報》的專欄,跟著換到《黑白雜誌》,每期固定寫專欄:「黑白觀點」,這些文章就不像在《自由時報》時那樣各方面都有,大多都是政治評論。

永熾寫評論的方式跟寫論文很像,他從理論觀點去分析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把自己閱讀很多書籍的內容融合變成自己的觀念。在寫文章時,他會把一種議題或現象,轉化成另一種思想性的語言來處理。因此,除非是論述性的文章,否則,他的論文或評論文都很少引述,當然,他也不會去套用理論,因為所有理論都一定有時代與文化的特質,不能像模子一樣套用到所有地方。他的方式是梳理各個現象,從中抽離出最重要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和韋伯的理念型概念是相通的──最後找出現象背後隱藏的問題。

例如李登輝提拔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許多台派的人很激動,他們反對軍人干政,認為李登輝向國民黨保守派低頭。永熾當然也反對軍人干政,但他對李登輝這樣做的原因持保留態度。默默觀察一陣子以後,他將李登輝的各種言行總合起來分析、推理,導引出一個觀點,他認為李登輝是透過這個方式拔除郝柏村的軍權,並藉著野百合學運等民間力量,從非主流派手上奪得國民黨真正的領導權。

由於參與台灣教授協會的關係,永熾跟年輕一輩的學者也熟了起來。《首都早報》垮台沒多久,廖宜恩跑來找他,說他們想要辦一個《台灣評論》的雜誌,想請永熾當社長。之所以會找他,可能因為永熾那時是《自由時報》的專欄作家,又是施明德「新台灣重建委員會」裡面的人,也曾在《首都早報》擔任文化版召集人,大概有點名氣吧。但永熾說自己不行,當社長要照應整個雜誌社各個面向的問題,他沒有這個能耐。總編輯要負責到處邀稿,他的個性又比較孤僻,也做不來,只想執筆就好。最後,社長由鄭欽仁擔任,永熾當總主筆,總編輯則是陳儀深。

永熾在《台灣評論》當總主筆時,提出一個作法:社論的作者要署名。一般而言,報章雜誌的社論代表報社的立場,作者並不署名,但永熾說為了表示我們為自己寫的東西負責,社論要署名,當然,社論還是代表雜誌的立場,因此在寫之前,輪值作者要先把觀點告訴大家,或至少經過永熾的同意再寫。譬如說,永熾這個總主筆指派這次是A寫,那麼A得先告訴永熾現在要寫的這篇社論採取什麼觀點、要談什麼問題,然後再去寫。這個作法除了讓作者負責之外,也希望每篇社論能夠互相關連起來、相互支援,一旦發生什麼需要砲火轟擊的大事時,這些社論可以結合在一起集中火力。

這個作法最初運轉了一陣子,後來慢慢發生變化,署名的作法還維持著,可是每個人各寫各的,都沒有先來諮詢永熾,他變得很閒沒事做,最多就是主持雜誌社舉辦的座談會。

廖宜恩當初找他時,並沒有提到這本雜誌的出資者是誰,後來永熾才知道是「台獨聯盟」黃爾璇,不過他也不在意,能有份雜誌為台獨發聲,他覺得很好。但沒過多久,雜誌社以沒錢由為要停刊,永熾知道後很生氣,辦雜誌並不需要多少錢,為什麼一個組織會維持不了一份雜誌?而且,即使沒有錢,為了宣傳理念,也應該找錢出來辦下去。一個團體──尤其以宣揚理念、形塑認同的團體──必須要有自己的報刊,而且不能把它當成普通的營利雜誌來看待,應視之為支援系統,不然遇到需要發言的時候,或是需要抗爭的時候,難道要靠國民黨的報紙嗎?還是要臨時拿著大聲公到處去喊?團體所屬的刊物就是要長時間穩定發行,建立與支持者之間的信賴關係,平時細雨無聲地傳遞理念,發生變故時,至少有一個發聲的平台。具備這麼重要作用的刊物,怎麼可以因為沒賺錢就不辦了呢?他實在是又失望又火大,這個時候大約是九○年代中,老包離開了《黑白》雜誌,自己創辦《新台灣》新聞週刊,永熾也跟著把「黑白觀點」的專欄轉過去,改成「新台灣觀點」,他的政治評論的重心也轉到《新台灣》去了。

書名:《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作者:李永熾、李衣雲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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