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喜歡看電影，也喜歡聊性別。
從RBG身上學到的事
在台上映一個多月的《法律女王》與《RBG不恐龍大法官》兩片，皆以美國第一位猶太籍女性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柏(RBG)為主角，描述其求學、家庭、職涯生活，由此歷程窺見魯斯如何突破加諸在她身上的社會角色期待，並以自己的法律專業作為實踐平權的著力點，一步步成為美國自70年代迄今，消除因性別而生權利不平等法律案的重要推手。
藉由兩部電影刻劃魯斯的個人經歷，我們窺見50至70年代美國社會菁英女性的縮影。這些女性在法律上獲得看似與男性相當的權利，比起其他階級的女人，坐擁了相對多數的資源。然而，社會主流仍視她們「本質」適合家庭，尤其在結婚生子後，家務與照顧責任理所當然地與母親、妻子的職責畫上等號。這讓我想到2003年上映的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該片同樣也點出美國50年代多數菁英女性求學目的是成為賢妻良母，只有少數人質疑此種觀點，或以自我實踐為學習目標。
在魯斯結束求學生涯進入職場的年代，社會讓她認識到「女性能力低於男性」的「普世價值」。多數人們依據男性與女性就讀的學校、應徵的工作、獲得的薪資差異等所謂「客觀現況」相互說服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性；較少人願意了解在性別框架外的個人實力；更少人會去思考導致這種現況的背後因素─入學錄取的性別比差異已窄化女性可與男性受同等教育的機會、課堂上教授給予男同學較多的表現機會、女性受雇者平均錄取率因「男人須養家、女人須顧家」的價值而偏低、同工(包含工作能力與工作量)卻不同酬。
透過兩部影片，我看到魯斯藉由每個案件挑戰既存性別結構加諸男性、女性身上的限制，像是只有母親才能申請的育兒津貼對單親父親的不便、需得丈夫同意書才能申請貸款的女性、因懷孕而被合法開除的員工、被軍校拒收的女學生。一個法治社會，立法者與執法者的政策實踐和價值選擇，往往引導著社會的走向與聲音；然而當我們重新反思正義並嘗試翻轉不平等的價值時，面臨的是緩慢又迂迴的進程，既存價值、刻板印象往往來自過去長時間的優勢群體主導、非優勢群體順從，經年累月地成為多數人的習慣與共識。
該批判的是「父權」，並非「男性」
今年3月8日我在墨爾本參加國際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men's day)遊行，行前一位長居紐澳的男性友人A向我表達，「現在紐澳女權高漲，已經不像十年前、二十年前有性別不平等的情況了，男性反而成為弱勢。」他不知道的是，這次遊行主打的口號是"equal pay"，理由正因為當地仍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分享這件事的目的並非藉此反諷那位朋友的說法，相反地，我認為他真實反應自己生活感受，正是開啟對話的契機。若討論性別結構的過程，將男性歸納為既得利益者、女性歸類為弱勢群體，是無法貼近個體經驗的；若去脈絡地思考含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傳統文化，也是一種粗略的方式。
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文化，雖然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但男人在此之中也面臨不少壓迫。舉例而言，推崇陽剛文化的群體中，扼殺許多不符合男子氣概的個體多元發展的可能；異性戀中心的價值，壓抑了其他性傾向的人成長與學習的機會；「家庭主夫」被貶低為「吃軟飯」的刻板印象，限制了家庭分工合作模式的多種可能。正如我的男性友人，我相信他在生活中可能曾經歷因性別所生的不平經驗，才會有感地說出那些話，或者也有可能，其他面向的壓迫對他而言是更為迫切待解的問題。
每個人都身處多層次的社會結構中，因性別而生的差異，伴隨著不同世代、年齡、階級、種族、國籍、地域交織成不同的壓迫經驗。在澳洲旅行時，我跟表妹聊天，雖然她父母都是台灣人，但本身是個在澳洲土生土長的Aussie。我問她成長過程中是否有因為膚色、種族或性別而被歧視的經驗，她很認真思考後回覆我「沒有。」在她的生活經驗裡，因學業、工作表現不理想或沒態度的人比較容易遭受到歧視，而她的求學、求職生涯還算順遂，因此沒有特別可以分享的「受壓迫經驗」。
上述兩段互動是我在生活中接觸到的性別經驗談，也正是我認為可以梳理「女權高漲、男權式微」迷思的機會；每個人對於不同結構面向的壓迫感受不同，性別結構帶來的壓迫也非能夠以生理區分，細緻地去爬梳個人身處的家庭狀態、學校教育、職場環境，其中與她/他互動的人的價值觀，個體是否有覺察與能量表達自己的不舒服，才有可能開始了解人與人、人與結構的交錯關係，以及環境、體制帶給個人的壓迫經驗。
「他者化」無助於同理與改變
法律變革與價值轉換是緩慢的進程，現實生活存在的不平等與限制卻是各種被歧視、權利被剝奪的人每天要面對的，無論來自外在環境，還是內在心理壓力。最近公視首播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淺顯易懂地訴說兩件事情，一是「沒有人是局外人」，二是「每個人都有身處弱勢的一面」。生活步調總是快速的，覺察反思卻是緩慢的，傷害與誤解就在這一快一慢之間持續增加，我們明知它不會停止，但仍期待能做些什麼讓它趨緩，甚至希望解開一些長久的死結。
社會心理學家Milgram的權力服從實驗結果發現，多數成年人願意服從權威者下的電擊指令，縱使她/他明知那並不合情理且會讓人受傷；不過當施行電擊者與被電擊者的距離愈接近時，施行者會比較不願意依照權威命令去執行電擊。由此實驗可知，多數人會順從社會主流價值選擇自己的立場和行為，但同時也發現，當既得利益者減少與弱勢群體切割、劃分並縮短心理「距離」時，他們較不容易盲從「主流」；反之，即使她／他們受過邏輯思考的教育，也不易去反思自己身處的結構問題，最知名的例子如德國納粹時期的蓋世太保。
前陣子我跟著婆婆媽媽團一同參訪當代藝術館《烏鬼》展覽，導覽員是位60歲左右的女性，她認真地詮釋展場每個作品呈現的概念，其中包含傳統宗教習俗中同志情感樣貌的侷限想像、外來者對原住民族文化不理解的扭曲誤解等。當導覽員被團員問到「什麼是酷兒」時，她用自己理解的內容說明「像是新聞常播報的同性婚姻，一般聽到的同性戀，就是酷兒。」她理解的「酷兒」，或許與研究酷兒論述的學者所解釋的不全然相同解，然而，她表達在擔任導覽員過程，嘗試先放下自己所屬世代對於同志、同性戀的偏見而重新理解創作者的理念，正是帶來改變的契機。
這個導覽員讓我想到《法律女王》和《RBG不恐龍大法官》兩片中，魯斯和女兒、學生之間因世代產生的衝撞和對話，也因此開啟我與媽媽對於《烏鬼》展覽中涉及恐懼、鬼怪、迷信、原住民、東南亞移工、性別、性傾向等議題的討論。我的媽媽和那位導覽員屬於同世代的人，她們從小到大認識這個世界的樣貌、方式與現代年輕人完全不同，當我們談論性、性別、性傾向等各種命題時，必須關照彼此的差異所生的視角，避免相互「他者化」對方，才可能有效地達到某程度的溝通與澄清。
倘若改變既存想像，我們接觸的客觀現況也會漸漸轉變。性別平權的歷程總是從法律政策層面開始轉變，進而影響社會價值與觀感，不過它並非單一、線性的歷程，如同30年前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現況確實有所改善，但至今仍然存在著因性別而生的經濟不平等現況，真正改變的是，愈來愈多民眾意識到「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性」。平權意識的普及除了增加人民性別敏感度外，也緩慢地鬆動傳統婚姻價值或情感關係想像，價值的轉變更會推進國家在政策立法上的修正。
民主社會必然有多元的聲音，如何在各種價值聲浪中，明辨歧視的樣貌、平等的真諦進而形成個人立場，是每個公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然而，所有的社會都一樣，既存、傳統價值觀念的鬆動與轉變是漸進、迂迴的歷程。我們不斷透過自己參與其中的政治與日常，理解傳統性別結構透過人際互動複製和深化固有的體制，影響身在其中的個人「被期待的樣子」，進一步，在我們所屬的不同位置上，或許能慢慢找出翻轉和改變的使力點，正如那惡名昭彰的不恐龍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