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迎向不凡的經典：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十卷本）

我自認是個怪人，平時以鼓吹購書運動為樂，每年數次到日本各地古舊書店找書，盡情履行愛書人的任務。此外，我也把這種遊歷視為是有益身心的活動。如果我們從現代取得書籍的便捷管道來看，以現代和古代的環境與之相較，那麼現在的條件顯然來得便利百倍。或許正因為如此方便，使得我們愈來愈難體會「舟車勞頓」這個詞彙的物質意義。長年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念頭，很想購買一套《日本佛教史》，因為我希望藉助歷史脈絡清晰的通史引領，為我繞過斷章取義的論述。

多年以前，我在高圓寺定期舉行的西部古書展中，看到這全集的散冊，只是當時購書數量過多，而沒有當即買下，心想日後一次購齊，事實上，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是自不量力，畢竟，這已經超出我汲取智識的能力範圍了，絕不可能在這個領域上有任何進取。

但儘管如此，直到現在，我仍然沉浸在這個想像的愉快氛圍中。我僅只是拍下這套全集的書影，而不是捧住莊嚴的實體書，卻感到無盡的愉悅，因為我始終認為智識之神向我敞開大門。現在，這個艱巨的購書任務——購買全集或大部頭的書籍，全敦請末岡實教授執行，他接到我下單的通知，旋即上網向舊書店洽詢付款，然後以空運或海運的方式寄至臺北給我，我每次想到其厚重的恩情，由衷地感謝他。因此，絕不容許我只會高坐清淡，而不努力從事文化生產。

在此，我還必須指出，我不是佛教徒，亦不是佛學研究者，只是對於佛教典籍的流布，作為出版品的命運很感興趣，希望從典籍翻譯接受史的角度切入，來了解中國的佛經輸入日本之後的歷史變遷。凡是細心的讀者都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譯經的輸入與傳播仍會受其典籍名氣高低的影響，所以在這諸多譯經典籍當中，必然有知名的、也有名聲不高，卻卓越的譯經版本。

根據《日本佛教史》一書指出，自日本孝德天皇於大化二年（646）頒布革新詔書，實行史稱的「大化革新」，仿效中國的隋唐制度而建立的律令制度以來，這個日出之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獲得了發展，進入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期，日本佛教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逐漸興盛起來。

彼時，中國的佛教經籍開始大量地攜入日本。為了接續這個學佛風潮，在奈良時期，就設有專門的寫經機構，專門為官方寺院抄寫佛經和章疏。根據日本學者大庭修指出：「天平十年（738）開始有寫經司，天平十五年（743）以後成為寫經所，同時並置的還有寫疏所、寫一切經所、東大寺寫一切經所等，這些都是承應東大寺和國分寺（朝廷在各地而設的官寺）的需要，由官方設置的寫經機構。」

眾所周知，唐僧鑑真（688-763）和尚接受在唐留學的日本僧侶榮睿和普照的邀請，已成為日本佛教史中極具劃時代性意義的偉大事件。鑑真自743年至753年長達十年先後六次東渡日本，但前五次皆告失敗，第六次才成功抵達日本。

鑑真並非單獨前往日本弘法的，同行的弟子有法進、曇靜、思托、義靜、法載、法成等。在此行之中，他還帶去《四分律》和《律二十二明了論》，以及以南山宗為主的中國律宗三派的律學著作，包括佛像、佛教經籍、文物和工藝品等。根據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一書指出，到了天平勝寶六年（754），有行賀攜齎來經教要文五百餘卷，佛哲密部亦甚多，還有無名留學僧和外國歸化僧攜來經籍亦不少。主要有：《華嚴經》、《大佛名經》、《金字大品經》、《金字大集經》、《南本涅槃經》、《四分律》；法礪《四分疏》；定賓《飾宗義記》、《戒疏》；觀音寺大亮《義記》；道宣《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行事鈔》、《羯磨戒》；懷素《戒本疏》；大覺《批記》；法銑《尼戒本》、《尼戒本疏》；慧光《四分疏》；智周《菩薩戒疏》；靈溪釋子《菩薩戒疏》；智顗《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教義》、《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行法華懺法》、《小止觀》、《六妙門》；玄奘《大唐西域記》等等。進言之，這些佛經章疏大量輸入日本，為奈良時期佛教的傳播和興盛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至此，我們必須提及最澄和空海二位高僧，因為他們是將中譯的佛經攜入日本，並帶給日本佛教思想教義影響甚深的推手。延曆二十三年（804），最澄（767-822）受桓武天皇的命令，以「還學僧」的身分入唐求法，他的弟子義真隨行。他們先後到了台州的龍興寺、天台山佛隴寺從道隧和行滿受天台教法。最澄除了受天台教義之外，還從翛然受禪宗牛頭法融一派禪法，從宗教大師善無畏再傳弟子，龍興寺的順曉受密教金剛界、胎藏界之法，從道隧受大乘「三聚大戒」。

直言之，最澄實際接受了天台宗、密宗、禪宗和大乘戒法（圓、密、禪、戒）等四種傳授。延曆二十四年（805），最澄學成歸國，帶回大量的佛教經論及圖像、法器等物品。在這批珍貴的佛教文物當中，經論章疏傳記合計230部460卷，真言道具等10餘種，拓本真跡等17種。所謂思想的薪火相傳，最澄的弟子圓仁（794-864）和再傳弟子圓珍（814-891），他們也曾經入唐求法，在中國學習天台教義及密教，回國之時亦帶回大量佛教經籍。圓仁攜回經籍總計585部794卷，圓珍則攜回經籍總計441部1000卷之多。不言自明的是，我們僅止從這些經籍的卷數來看，就足以看出日本僧侶渡海遠赴中國取經的大無畏精神。

接著，空海前往中國取經的歷程同樣值得所有愛書人的敬慕。空海（774-835）早年即閱讀《論語》和《孝經》等，青年時期入大學寮學習《毛詩》、《左傳》、《尚書》等漢籍。也就是說，他能夠讀解漢籍的精要，在掌握一門外語（漢文）方面，他的確是略勝先輩最澄和尚的。

正如上述，空海比同時代的僧侶熟知漢文經籍，但他還是傾向於佛門的妙法。空海撰寫過《三教指歸》評判儒、道、釋三教的優劣。從空海的認識論看來，他認為儒家和道家不如佛家的深慧，立定終生獻身佛門的宏願。空海二十歲出家，兩年後，他在奈良東大寺受具足戒。爾後，他學習密宗教經典《大日經》，但因難以讀懂其意，無人可求教的苦悶，於是他決心入唐求法。延曆二十年（804），他搭乘遣唐使船，踏上了取經之旅。

然而，船隻在半途上遇上大風浪，偏離了航線。是年8月10日，該船隻漂流至福建長溪縣赤岸鎮，他卻被視為海盜的嫌疑，直到放行之前，長達50日被限制住居，不得擅自行動。後來，他好不容易脫身，抵達長安之後，開始尋訪各大寺院，覓求大師授法，最後於青龍寺拜惠果和尚為師。

關於這段艱辛的劫難，空海在《御請來目錄》中，如此記述：「銜命留學之末。問津萬里之外。其年臘月得到長安十四年二月十日。准敕配住西明寺。爰則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惠果和尚。以為師主。」

還有一種說法指出，空海在長安求法期間，曾經師事醴泉寺的東土大唐三藏法師學習密教，正是在這段期間，他得以開始有系統地閱讀梵語的經籍和新譯的佛學經典。空海原本預定在東土留學二十年，雖然這個宏願沒能實現，但其將近兩年的留學生活，委實已經獲得巨大的收穫。

首先，惠果非常照顧空海，他先後傳授空海密教典籍和修行儀軌，贈予《金剛頂經》及圖像曼荼羅和法器，並授以受胎藏界、金剛界和傳法阿闍梨灌頂。惠果圓寂後，空海又從罽賓沙門般若和天竺沙門牟尼室利得到佛經和祕法。公元806年，空海完成在東土的取經任務回到日本。這時，空海與佛門前賢一樣，帶回大量佛教典籍、圖像、道具、阿闍梨所托物等其他佛教物品。依據空海《御請來目錄》記載，其中佛教典籍總計216部461卷，包括新譯經典142部247卷（多半為不空譯出之密教經典）、梵字真言贊42部44卷和論疏等32部170卷。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大和尚歷險到海外取經，其背後亦得有金主（天皇）和贊助者才行。

在這方面，空海是圓滿的幸運者，他返回日本以後，即獲得嵯峨天皇（在位809-823）的大力支持，獲准他傳布密教，在大和久米寺講授《金剛頂經》和《大日經疏》（唐僧一行撰），這標誌著日本真言宗的創立和發展，體現出珍稀的經典史籍，在無數的前賢後進的探求下，從遙遠的國度到自己的國家，從另一個異質的思想境地轉移到本土的融合過程。

其實，這不僅具有傳播學的指向，還反映出文化人類學中的崇高意味。我從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十卷本）、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和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等書中，有幸看見了日本古印刷文化史的側面。這對於求書成癮的人來說，它們應當是永恆不絕的隔海梵音，越海而來的佛教語言。換句話說，不管你手頭是否寬裕，遇到有緣相見的書籍問世，絕不容擦身而過，該出手下單的時候，還真不能有半點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