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都是真的嗎？」台灣當下的價值危機

一位友人的疑問

三個月前，我曾經在朋友的聚會中被一位已在社會上打滾多年的朋友問道：「你們歷史學所研究的那些歷史都是真的嗎？」原本我只是以一位歷史學專業人士的角度去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在以誠實為基本的學術倫理下，歷史只有詮釋觀點的問題，而沒有真假的問題。然而，接下來的一個禮拜裡，這個問題卻使我深深陷入了更深層、更廣泛的有關社會知識與價值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更進一步緊扣著現下台灣所面臨的社會發展危機，使得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嘗試去更深入地詮釋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價值觀危機」。

歷史學的「假設」

對於我所從事的歷史學來說，它的基礎來自歷史學家對一切外在經驗的信任，也就是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所提出的經驗歸納中不可質疑的外在知識的實存性質。然而，歷史學從啟蒙運動到現今約三百多年的期間，除了成為學術機構中一門成熟的學科之外，卻也深受到學科內外對其基礎的挑戰，也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歷史都是真的嗎？」這樣的質疑。

一位真心奉獻於工作的歷史學家往往並不會去懷疑他所研究的歷史到底是真是假。在他眼裡，他所閱讀到的檔案文獻、故物遺跡以及口述記錄，這一切基本上會被當成真實的歷史來採納，所謂的史料真偽的考據也是奠基在其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多寡而已。我們眼前的手機、電腦或者是書本絕對是那樣活生生地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對這些東西只存在要不要用、要怎麼利用或者好不好用的問題。這也就是歷史學家在從事他的工作時所必要的「假設」。

但是，當我們想到與培根同一個時代的笛卡爾（Rene Descartes）時，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了。在笛卡爾的懷疑論中，我們眼前的所有事物都可能只是惡魔對我們所施展的幻影。「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自我懷疑的底線，他認為我的思考無法消除自我，那可能來自上帝，因此凡我所思的一切也不容質疑。即使笛卡爾透過如此極端的自我懷疑來反推我們所面臨的知識之可靠性，卻也揭露了人類對外在認識的不確定性。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並沒有針對笛卡爾的懷疑論做更深一步的挑戰，相反地，他們將笛卡爾的結論當作基礎去進行其社會哲學的擘畫。直到十九世紀末，當帝國主義在全球相互爭霸，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更加深更時，原本被歐洲資產階級視為真理的各種理性價值開始受到質疑，著名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也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他對社會科學在價值上的質疑。1917年，韋伯在他的演說〈以科學作為志業〉裡指出所有的學術都是立基在每個學術特有的假設之上，除此以外並無任何意義，甚至是要個人主動賦予學術意義。從笛卡爾到韋伯，我們看到歐洲人對理性的基礎已經從堅信不已走向半信半疑，從本來就是如此走向這是必要的假設。

在歷史學方面，雖然一般的歷史學家並不為所謂歷史學的「假設」所苦，但自從二十世紀中期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興起以來就一直對歷史學的敘事觀點與文本可信度提出新當深刻的挑戰。直到今天，歷史學界彷彿人人各說其是，對傳統的大敘事或者重要的歷史事件，要不是刻意避開，不然就是遁入無人聞問的瑣碎專題之中。

人類在當今對知識所採取的不信任態度雖然沒有激進到如同近來哲學界所流行的「桶中腦」（一顆被放在培養罐中的腦袋，所有知識都是透過機器灌輸的假象）問題，但也確實造成公民社會在溝通上產生偏差，以及難以形成共識，近來引進台灣的「後事實」與「專業之死」的說法都是這股懷疑浪潮的具體回應。

當代台灣的理性危機

最近剛結束的九合一選舉與公投的結果已經反映出台灣公民社會在價值層面上的消亡，不只獨派、進步派陷於自身的小圈子內，不察台灣社會風氣的轉變，另一方面，群眾對傳統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我們不能否認這樣的結果一部份來自中國及其協力者的推波助瀾，但也有一部份來自社會的變遷、轉型所造成的價值上的混亂。畢竟，一般民眾是分不出來國民黨、民進黨、統一、獨立、進步、保守等等在價值理念上的不同，但價值理念的戰爭早已開始，最後使得人民對政治感到厭惡，於是他們透過自己的個人利益或是遊戲人間的方式來教訓政治，從民主化以來的進步台灣之觀念瞬間化為烏有，成了個個孤立在島上的個人等待更巨大、更難以捉模的命運宰制。

「歷史都是真的嗎？」這樣的問題早已不是純粹學術上的問題，而是社會上普遍對知識與理性的懷疑。這也意味著台灣人已經失去了面對並解決歷史問題的能力。無能面對歷史問題，也就更別談台灣要往甚麼樣的未來前進。面對當下的情況，我們不免感到絕望。然而，未來總是難以預測的，歷史還是將希望留給了願意勇於承擔它的人，如同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勇於應用你的理性，從自己遭致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