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路》：司法之前 人人弱勢


《1.38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路》初版於2016年12月，徐自強的「擄人勒贖」等罪之更審案件，業於同年10月13日無罪定讞。從1995年9月1日案發後，徐自強歷經21年多才獲得司法平反，回復清白與獲取公平。不是每個凶殺案件一定有誤判，但是只要任何一位死囚的判決，曾經有過違背程序正義與無罪推定原則，司法霸凌弱者，豈是法治國所應為之？

「對一個受冤者而言，在監牢裡多關一分鐘都是不公平的，更別說他還得面臨死刑威脅。」如果司法實現正義，至少能從程序面與實體面的嚴格法則獲得保障，徐自強的21年司法迢迢路程，無異親自證明「程序正義」與「無罪推定」的至關重要。

「無罪推定原則」是證據裁判原則之一，但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審判等過程中，是為法治國落實人權保障的重要基礎。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上，不能再有任何但書或例外條件，否則裁判心證易受被告的學歷、品性、前科紀錄等既存事證影響，而不能百分百絕對保證對被告的認知已是不偏不倚，也不能夠在審判終結前維持客觀公正的裁判義務。

換言之，如果法官看到卷證資料，感受被告學歷高就比較不可能犯罪，或是有前科就比較有可能犯罪，面對不同案件的心證，可能已存有偏頗見解，在審判終結前，針對被告的犯嫌行為，已經不能維持「無罪推定」。

死刑存廢有個關鍵論點，在於冤案是否存在於死囚身上。過往受限於蒐證科技、刑事調查的粗疏以及辦案人員的人為操弄，刑案會有爭執與不公平，是可想而知的人權缺陷。依據立法院法律系統之查詢，1928年9月1日施行的舊《刑事訴訟法》，全文共513條，但是欠缺「證據」之專章，沒有「無罪推定」的具文規定。直至1967年1月28日施行的《刑事訴訟法》，在第一編總則項下方有第十二章「證據」匯集先前有關證據的相關規定以外，也明文於第154條制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證據裁判主義於焉確立。

2003年1月14日完成修正，同年2月6日公布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分別於第1項制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無罪推定原則」)、第2項制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證據裁判主義」)等具文規定，「證據裁判主義」演進為「證據裁判原則」，包含「無罪推定原則」以及「證據裁判主義」。

徐自強的上開案件能獲得司法平反，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居功厥為。釋字第582號解釋，做成受理決定的關鍵推手就是前大法官許玉秀，現任司法院長許宗力昔日為大法官，對於此號解釋認定為「追求訴訟正當程序的里程碑」。此號解釋雖於2004年7月23日做成，再歷經12年後，徐自強才能獲得無罪定讞。

訴訟之路多麼漫長折磨，對於徐自強來說，如何堅信自己無罪，從死囚之身回復成為清白無罪，身心所受的苦悶，當非常人所能理解。畢竟，沒有多少人的親人是受冤枉的死囚，客觀的社會距離與司法隔閡，也阻礙了一般人對於徐自強冤案的同理心體會。合議庭應該不會有刻意枉法誤判的應然，惟從司法訴訟的漫長與煎熬，一旦有人受到冤屈而誤判死刑，國家資源耗費，司法難能發揮正義角色，公權力的行使，對於受冤者來說，竟是人生中不可承受的痛苦與不能脫逃的桎梏。

在公權力的面前，有誰不是弱者？如非弱者，何必凱道集會吶喊，何必佔領國會阻止服貿案的黑箱作業？面對司法審判，若無程序正義與無罪推定的雙重屏障，如何防範公權力的濫用與誤用？作者李濠仲透過敘事詳細的新聞報導，引領讀者思考司法也是公權力的展現，更是國家機器日常運作的重要部分。從徐自強冤案獲得平反的始末過程，公權力的行使，是應該受到更多的監督與節制。

徐自強曾在案發後逃亡，事後有人詢及此事，為何無罪而要逃亡。徐自強生於1969年，他的最高學歷只有國中畢業，曾以砂石車駕駛、檳榔攤生意謀生。他對於司法的瞭解很有限，而且表哥、表弟的誤入歧途，連帶影響他的判斷與決策。如果要落實「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就不應該以逃亡事實來確定徐自強曾經參與犯罪。逃亡與犯罪殺人或犯罪擄人勒贖，核為二事，不應混充視為相同。這是本書區辨「他白」與「自白」的證據力之後，另一個重要的視角觀想。嚴謹的邏輯與正當的程序，應該視為司法公平與公正，所不能或缺的要件。

尼采曾在《權力意志》書中提及：「高高在上的人並不是普通人，他們是一群超人。一個人一旦為人所尊崇，他將陷於恐怖的深淵，而不要求什麼—除了要別人聽他的話。」法官高坐於法庭之上，心證若不能謹守「無罪推定」，聽訟不能嚴守「證據裁判」，這樣高高在上的法官，是否會造成公權力的濫用？司法的弱勢者，其受迫害的起點，難道不是公權力濫用的結果？為了捍衛司法威信而將錯就錯的窠臼，何時能夠徹底改正與自省節制，何時就是正義完全體現，司法改革行成功滿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