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誰的「戰爭肯定論」？

在臺灣，廢除出版法後，出版書籍變得自由寬廣，思想言論不再受到壓制和審查。就此意義而言，著書立說這種抽象思想行為，終於變成實質的力量，掙脫了極權之手的控制，朝自由的方向發展，的確是令人可喜的事情。然而，檢閱言論的幽靈雖然已退出歷史舞台，現今以反日為基調的讀書評論，仍然存在晦澀的氛圍，也就是將日本右翼思想家的著作譯本，視為洪水野獸和極度危險。而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本奇書，意外掀起了反日詰問的波瀾。

首先，我們要問：林房雄是誰？

日前，我的文友傳來一則訊息說，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譯本已出版上市，他表示，出於好奇他很想閱讀其書，了解這個被貼上日本右翼人士的標籤，其思想到底有何危險，否則此書訊預告階段，旋即遭到了反對派的冷嘲熱諷。奇詭的是，這種微妙的逆反心理，反而促成讀者更想一窺全貌的動力。或者說，他不希望戴上預設立場的眼鏡，相信自己的讀後感。

果不其然，我連結到其書訊瀏覽，這本書被左統主義者打成了日本右翼史觀，它就是極度美化「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這再次讓我見識到，以強烈政治意識形態壓倒歷史研究的威力。有論者甚至援引某政治學教授的見解——《日本政治史》一書，以此加深和批判林房雄的軍國主義思想，可謂用心良苦。就民族主義和認同的立場而言，我可以理解這種心情，過度依賴外來政權的思想，等同自失立場，放棄歷史的主體性，自願成為政治思想的順民。不過，我不得不質疑，讀者沒有通讀此書之前，即義憤填膺追隨這一駁反論點，豈不是另類的危險：不通過嚴謹的辯證，即宣告判刑定讞嗎？在我看來，反對者對於林房雄思想及其書籍的批判，似乎過度簡化了。殊不知，他們眼中的右派思想家，曾經是日本共產主義的信奉者，為日本的普羅大眾慷慨發聲，嚴厲批判過那個壓迫他們的政權，在精神思想上，應該與他們同個陣營。

在此，也許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林房雄的背景，以便做出較於正確的判斷。

林房雄，本名後藤壽夫，父親開設雜貨店，卻因酗酒成癮，導致家道中落，母親為了維持生計，在紡織工廠當女工。1916年，他入舊制大分中學，到銀行家小野家裡當家教，住宿三餐都在那裡，體現出勤工儉學的精神。1919年，他獲得小野家的經濟援助，進入第五高等學校就讀。

1923年，林房雄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但之後中途退學了。在校時期，他加入新人會，與中野重治、鹿地亘、江馬修、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所，並任《馬克思主義》雜誌編輯。後來，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鬧分裂，他與青野季吉、藏惟原人等，成立勞農藝術家聯盟。1926年，他因捲入「京都學連事件」（京都帝國大學和同志社大學研究馬克思的社團），違反了治安維持法，遭到檢舉起訴，拘禁十個月。同年，他在《文藝戰線》上，發表短篇小說〈蘋果〉和評論〈散兵線〉等。1929年被選為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中央委員。翌年，他再次遭到了逮捕。理由是，有人檢舉他向日本共產黨提供活動資金，而被起訴判刑，關押豐多摩監獄。到了1932年，林房雄聲明「轉向」出獄之後，在《中央公論》連載表現民族主義傾向的歷史小說《青年》，還發表了〈為了文學〉、〈身為作家〉等評論，強調文學和作家的自主性，反映出轉向的決心。

也許可以說，林房雄對於文學有著堅定的信念，他於1933年與小林秀雄、武田麟太郎、川端康成、深田久彌、廣津和郎、宇野浩二等作家，創辦了《文學界》雜誌，積極投入文學創作，這份刊物一直持續到1944年。接著，他於1935年發表長篇小說《壯年》，並出版《浪漫主義者雜記》，正式表明脫離馬克思主義。其後，搬往神奈川縣鎌倉町淨明寺，他邀請川端康成比鄰而居，同年12月，川端康成一家搬遷至此。1936年，他發表文章，宣稱不再做為無產階級作家。1937年，他與山本學、中河與一、佐藤春夫等作家，成立「新日本文化會」。這年，爆發了日中戰爭（九一八事變），他亦是隨軍作家之一，其他作家包括：吉川英治、尾崎士郎、岸田國士、石川達三等。1940年，他成為以影山正治為首的傳統右翼團體「大東塾」成員。

進入1941年，他發表了〈關於轉向〉等文章，擁護天皇制度，明確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1947年，他在「小說時評」上，將坂口安吾、太宰治等思想虛無頹廢的作家，取名為「新戲作派=無賴派」，這個名詞因此固定下來。只是，到了1948年，以美國佔領軍為首的日本政府，追究其戰爭責任，禁止他不得寫作。確切地說，林房雄和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一樣，同屬於改變思想立場的「轉向者」，時至今日，許多活躍於日本思想界和文壇作家，都經歷過艱難「轉向」的抉擇。不過，1952年，他遭逢了重大變故，其妻子於家中自殺身亡。他表示，撰寫《兒子的青春》、《妻子的青春》的動機，在於描寫渴望獲得圓滿的家庭關係，祈願罹患精神疾病的妻子得以恢復正常。

二戰後某個時期，林房雄以白井明的筆名，寫了不少中間小說（介於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的小說），被搬上舞台獲致成功，成為當時走紅的流行作家。1953年，他發表〈文學的回想〉一文，藉此勾勒他的文學歷程。然而，要說林房雄的右翼思想達到頂峰，就屬其代表作《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了。成書之前，他於1963年9月號《中央公論》上，開始連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文章，卻引來了與批評者之間的筆戰風波。同年，在其爭議性強烈的文章刊出後，三島由紀夫出版《作家論》一書，書中有專文〈林房雄論〉，批評林房雄的文藝史觀。當然，在行文敘述中，仍然感受得到三島善意多於負評的理解。

例如，三島由紀夫於文中第四節說：「或許林房雄被『政治』矇騙了。但是，我向來不相信，身為一名作家，無論幸運與否降臨其身，遇到任何危險事態，遭受什麼折難，都不可能遮蔽他清醒的心智。進一步說，對於日本歷史中的知識人而言，思想「轉向」不啻於重大事件。只是，林氏發表的『獄中記』，其文筆之美，卻與知識人的精神歷程似乎毫無關聯。從這意義來說，他於高舉普羅文學的初期作品，就有如此筆觸和美學意識。接著，三島於文末又提及：「……1929年，紐約華爾街股價暴跌，造成了世界金融大恐慌，那個時代恰巧證明蘇維埃共黨政權的輝煌的正當性，同時也是宣告革命的浪漫主義終結的時代。而林氏的初期作品，即與這精神氣質相近，政治思想浸透到藝術的深層裡。我興趣盎然的是，當時林氏的自覺到何種程度，也就是在其自身的思想中，他是否仔細辨識出本質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因素了。只不過，他甚至隻句不提，遠大夢想的幻滅，對於左翼運動家來說，到底是喜劇，抑或文學家的悲劇？也許，他將詩歌般的革命和虛無主義，當成漂浮的夢想，視為這與『民族的理想』相通，但我看來，他已經喪失與現實的機會了。可是，他卻藉由歷史小說《青年》維繫住態度鮮明的非歷史性的現代性。」

上述文章是林房雄的文友三島由紀夫寫就，可以視同對於林房雄這個爭議性作家的概括評析。至於，林房雄本人如何定位《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呢？他於該書前言提及寫作此書的動機，「現在，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這本書並非意識型態的宣揚，而是我個人的思想歷程。我的目的很簡單，我只是想把被遮蔽的日本歷史的原貌呈現出來。」話說回來，這似乎可以解讀為林房雄的歷史觀，無論我們堅然拒絕或者接受，不同意把「大東亞戰爭」的說法，必須以「太平洋戰爭」的名稱以正視聽，用「否定」推翻他的「肯定論」，在閱畢全譯本後，做出評價來得妥當。

順便一提，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天人五衰》小說終章完稿，交由新潮社。下午，率領數名追隨者至東京市谷自衛隊總部，在司令台上發表演說，佔據總監室切腹自殺。翌日，在自宅舉行密葬儀式，享年45歲。1975年10月9日，林房雄死於胃癌，享年72歲，葬於鎌倉報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