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新時代的台灣》：辜汪會談

書名：新時代的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黃昆輝、鄒景雯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17日

1990年李登輝總統經國民大會投票當選總統後，決定推動兩岸關係，雙方透過不斷的人員接觸試探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透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帶話給李總統，表達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提議。

李總統收到信函後，認為兩岸領導人對談的時機尚未成熟，應該由民間先進行商談，在兩會的系統下處理事務性問題，因此才有1993年的辜汪會談，這是辜汪會談的源起。

兩岸初次破冰，政府高度謹慎，行政院為此組成專案研究小組，由副院長徐立德召集陸委會主委、副主委、海基會董事長、秘書長為基本成員，加上與討論議題相關的部會，國安會與國安局也一同參加，經共同研究後，提出文書驗證、掛號信件等討論方案。

記得，當年反對黨的監督非常嚴格，陳水扁委員對這次會談就盯得很緊，在辜董事長等人出發之前，有天他在立法院質詢時，特別把我請到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備詢席後面的休息室，表達民進黨希望派人參加這次會談，能夠在場旁聽的意願。他特別詢問我：是誰阻止他們一同前往的期待？我回答他：任何一個準備要談判的團隊，誰會希望有人在旁邊監督他們？而且也不符合組建談判隊伍的常軌。民進黨大概因而認為是辜董事長不同意他們隨行。後來，民進黨組團專程前往會場大門口示威，李總統事後曾經私下向李光耀表示：「當時如果換成本人，將是不得了的事情。」

1993年4月27日到29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正式舉行兩會成立後的首次會談，雙方並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等4項協議。

這次會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兩會4月上旬在北京舉行預備性磋商時，達成會談是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功能性的共識。因此雙方在會談中既未準備討論政治性議題，陸委會也從未考慮授權海基會與對方商談政治性問題。

辜汪會談的目標是為了建立兩會制度化協商管道；掃除民間交流中的障礙，以確保台灣民眾的福祉與安全；並為兩岸間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交流原則，開創先例。這三方面，都在會中達成了建設性的成果。

兩會雙方同意今後建立授權民間中介團體制度化聯繫管道，定期商談，其目的在解決事務性、經濟性的問題，並不表示政府當時要加快大陸政策的步伐，也不表示即將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當然更不表示中共對台灣的敵意已消，或是對台灣已具誠意與善意，政府此後的大陸政策仍要以前瞻、務實、主動、穩健的原則來推展。

但是，中共之所以同意舉行「辜汪會談」，其企圖在於，先由民間團體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解決若干事務性議題，再儘速推動兩岸高層接觸和談判。事務性協商因多次未能解決文書查證、掛號信件等問題時，終須由兩岸兩會負責人協商解決，方有所進展。這個動機是很清楚的。

在新加坡會談期間，汪道涵不但頻頻進行兩岸應儘早「三通」等政治性放話，會後，又寫信給國內若干人士感謝他們對會談的關切，希望加強對台灣內部的宣傳效果，而且我們得到情報，汪道涵計畫在五月下旬要前往美國、加拿大等華人較多的地方，說明中國大陸對這次會談的觀點。

所謂先講先贏，第一印象最持久。為了避免國外僑學界受其引導，連戰院長乃於5月10日，在行政院召集黨政相關首長，對提前海外宣導一事交換意見。這次會議中，決定由我率同邱進益等前往美、加、日三國辦理說明會，以掌握詮釋主導權。

辜汪會談若是第一戰場，會後的宣達就是第二戰場。

宣講團於5月20日啟程，6月4日返國，兩週期間，一共舉行了28場次的說明會。其中我參加了25場次，包括大型說明會8次，每次約4百人，正式記者會8次，非正式記者會多次，小型說明會9次，參與的僑學界人士達4000人次。

在華府期間，我特別與柯林頓總統的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處處長魏德曼（Kent Wiedmann），以及國務院東亞事務首席副助理國務卿湯森（Peter Tomsen）等人會面，將政府的大陸政策及辜汪會談的定位，以及未來兩岸關係的看法，向他們做明確的說明。美方認為，兩岸雙方以務實的做法處理實際的問題，這就是「對台灣在國際環境中漸現的權利，予以政治上的承認。」

此外，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的演講會，出席者都是日本各界具影響力的人士，包括國會議員16人，各重要傳播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界，都派代表出席，這在當時是首次有政府首長利用這裡辦理演講會。就在同樣這個地點，2天前中國外長錢其琛才在這裡演說：「中華民國『竊取』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針對辜汪會談，他們當時最關注的問題，記得包括：
走向國統綱領中程階段的條件與時機為何？
民進黨在大陸政策制定過程中可扮演何種角色？
台商在中國大陸間接投資保障問題何以未能達成協議？
台商赴中國大陸間接投資是否會造成「以民逼官」的效果？
會談中，我方如何展現對等的地位？
如何培養談判的人才？
中共如不遵守協議，我方如何處置？
我方未來談判的籌碼為何？
四項協議對何方較有利？等等。

這個過程讓我觀察到，當時台灣的駐外單位動員能力非常強，由組團到成行短短10天，就完成了安排；美日兩國很重視台灣的政策走向，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士也關切兩岸關係的發展，對辜汪會談一再提問。本人就回答了195人所提的2百多個問題。可見辜汪會談的重要定位。

然辜汪會談只是開始，之後兩岸與新加坡之間還有一連串的後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