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波赫士看見聶魯達：電影「追緝聶魯達」

“You complete me.”

The Joker to Batman, “The Lego Batman Movie”

「你讓我得以完整。」

小丑對蝙蝠俠說的對白，「樂高蝙蝠俠電影」

一直以來，同樣是拉美作家，在台灣，哥倫比亞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智利的聶魯達Pablo Neruda盡享所有的目光，偶然才會提起巴西的保羅科爾賀Paolo Coelho祕魯的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但我個人的最愛，阿根廷的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卻少有人提及。我總會自嘲，也許常被稱為魔幻寫實大家的波赫士不能算是拉丁美洲作家，因為他寫作的題材包括世界歷史哲學與文學，拉丁美洲在地題材卻相對來得少；他的寫作技巧也遠比其他拉美作家來得多樣化，也因此，我個人會把他歸類為「世界文學作家」，像是威廉・莎士比亞，像是安伯托・艾科Umberto Eco，因為他們的題材遠遠超越了英國或義大利或是阿根廷在地議題。

也因此，當帶著這樣的心情，進入電影院觀看「追緝聶魯達」這部片時，我心中想著這是我看過的第二部關於聶魯達的電影了；第一部是多年前義大利的「郵差」（Il Postino），講的是聶魯達流亡到義大利時，一位小鎮郵差與他之間的友情。我心中不免有些埋怨：都已經拍了這麼多部關於聶魯達的電影，為何沒有關於波赫士的電影呢？這樣的心情也讓我在電影看到一半時，忽然有了驚喜之感。因為我看見了波赫士的元素。

「追緝聶魯達」這部片描述二次戰後不久，智利國內政治漸趨右派保守化，連貴為國會議員，在民間頗受歡迎的詩人聶魯達都因參加了共產黨，而被剝奪了國會議員的免責權，並被通緝。這位世界知名的詩人感覺自己生命遭受威脅，因此在旁人的勸說下開始逃亡，而政府則派出一名對聶魯達有特殊執著的警探追緝他。

影片分別以警探與聶魯達的觀點來看這場抓迷藏遊戲。片中有一幕是由墨西哥演員賈西亞貝納飾演的警探摩托車拋錨，讓他必須推著摩托車，到鄉下農舍僱用人騎馬追緝聶魯達，這讓人不禁想起在「革命前的摩托車日記」中，由同一位演員飾演的主角切・格瓦拉的摩托車在山上摔壞，在智利小鎮找人修理的那一幕，會心一笑；但是導演對他人著作致敬與引用不止於此，原本看來像是歷史驚悚片的這部片，在影片中段時，聶魯達的妻子突然向警探指出：這位警探不過是聶魯達逃亡這個故事中的配角，「是個虛構人物」，使得警探開始質疑起自身存在的意義，以及自己究竟是主角，抑或只是聶魯達故事中的配角與被創造物。

這使得這部驚悚片突然開始討論創作者與被創作者關係、現實與虛幻、真實與虛構（因為聶魯達與警探均實有其人），進入了魔幻寫實的領域。而這些議題，也正是波赫士在他的短篇故事中，許多探討主題中的一小部分。

在波赫士的短篇故事「圓形遺跡Ruinas ciculares」中，一名巫師來到一座古廟的圓形遺跡，希望能夠透過作夢創造出一個人，一個孩子，讓這孩子能出現在現實中。經過了多次嘗試後，古廟所祭拜的火神承諾讓他達成願望，而只有他與火神知道這孩子不過是幻象。之後他得知在遠方的另一座廟宇有個人能夠涉火而不為所傷，於是他知道那就是他「夢出來」的孩子，但他卻擔憂起這樣的能力會不會讓那孩子思考，進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幻象。此時一場大火席捲了整座圓形遺跡，巫師自知難逃一死，正靜待火焰將其吞噬時，才突然發現大火不能傷其毫髮，於是巫師滿懷羞辱與恐懼地發現，他，也不過是另一個人的夢境。

而在另一篇故事「死亡與指南針La muerte y la brújula」中，一名警探偶然發現城市中一連串的殺人案有一定的模式可循，因此趕赴他推測的最後一個殺人地點，想不到卻落入殺手的圈套。殺手告訴警探，其實這模式完全是無心插柳，是當殺手發現了警探的想法之後，才讓他將計就計。結尾，警探並未多做掙扎，只要求殺手下手，完成這一連串殺人案。「追緝聶魯達」這部電影汲取了這兩篇故事的元素，將它們與實際的歷史結合，創造出這樣的一個故事來。

創作者與其筆下人物間的關係一向複雜，柯南道爾對福爾摩斯探案集大受歡迎感到厭煩疲累，因此希望將福爾摩斯與其死敵莫連基教授賜死在瑞士瀑布裡的例子就是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例子。但是本片導演Pedro Larrain與道爾醫師的想法不同：當聶魯達找到被偷襲葬身雪地的警探時，他撫屍痛哭，說「沒有你就沒有我」：因為一部驚悚片中逃亡者與追緝者互相需要，就像本文文首小丑對蝙蝠俠的告白一般：如果沒有對方，他們之間的「好人」「壞人」「逃亡者」「追緝者」「主角」「配角」身分，就不再有意義；因為創作者也需要被創作者，正如父母需要孩子以成為父母，正如尼爾蓋曼的小說「美國諸神」中的那些流浪在美國大地上的神祇們一般；祂們來自舊世界或被消滅的美洲原住民信仰，因為無人崇拜而神力不再，只有信徒們的膜拜，能讓祂們恢復過去的神力：話說回來，即使柯南道爾再怎麼不服氣，但是今日若沒有福爾摩斯，有誰會記得這位英國醫師？

在電影的結尾時，靠著聶魯達對過去的回憶，已經死去的警探再度在故事中復活過來。這也提醒觀眾，即使這是一部描述歷史事件的影片，但是它的本質還是電影，是虛構，這也給了魔幻寫實風格的作品一個定義：寫實為假象，魔幻的部分才是作品的真實。在虛擬的電影敘事中，聶魯達有能力讓追緝他的警探再次起死回生，但是在現實中，他卻一樣必須躲避政府追緝，潛逃至阿根廷。

多年後，當聶魯達再次回國，並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後，當時的左派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總統邀請他在國家足球場中，對七萬群眾朗讀他的詩，可說是他生涯的高峰、但是當皮諾契將軍 Augusto Pinochet在美國CIA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阿葉德政權時，聶魯達也詭異地死於癌症術後併發症；直至2015年，智利內政部的調查報告方才確定他「很有可能死於第三方人士的介入」。但即使是當年皮諾契政府拒絕以國葬下葬聶魯達，成千上萬的智利人民仍然自動自發上街遊行紀念聶魯達，一位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以詩的基本力量，讓一整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恢復生機」的詩人；而我熱愛的波赫士，則因從未獲得諾貝爾獎，而忿忿不平地說「不頒給我諾貝爾獎，已經是斯堪地那維亞的傳統的一部分」。

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因為波赫士曾經發言支持阿根廷軍方推翻民粹主義的裴隆政府之故，但是聶魯達也曾支持過更加血腥的史達林政權。也許，在那樣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荒謬與極端的拉美大地上，魔幻的敘事方式才是讓人們能夠在描述難以忍受的殘暴現實之餘，得以抽離現實喘息，不致瘋狂的一種方式；也許，在我們亞洲的土地上一樣充滿了類似的荒謬與暴力，只不過我們沒有夠多那樣的知名作家與藝術家，能夠以魔幻的方式描寫這片土地與人民的突兀、荒唐、血腥與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