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重新補課（中）

1990年代的台灣政經與社會轉型，便以一種皆大歡喜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而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主要路徑表現。畢竟，前者只要把國民黨以政府為名進行所各種的干預給阻止，並重新委由「市場競爭」此一公平的遊戲規則即可，但後者卻牽涉到真相、真相重建後的清理，以及據此清理重整過程中建立一套新的正義觀與標準。

有「轉型公平」，沒有「轉型正義」？！

舉個例子，台灣媒體產業在1990年代進行鬆綁自由化，鬆綁後新成立的電子新聞媒體，宛如眾聲喧嘩，雖然聒噪無比，但至少被認為是多元奔放的自由展現，至於過去威權媒體的遺毒或問題，頂多在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後，似乎一切都將在新聞與言論市場的自由競爭之下，逐漸回復新聞該有的本色。

事實上，台灣1990年代以降的「轉型公平」，不只在原本國民黨政府壟斷的產業進行鬆綁自由化，同時也表現在政治壟斷上的鬆綁與去管制(deregulation)。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4年直轄市省的直選、1996年總統直選，則是台灣199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的主旋律，此後選舉萬歲總路線便徹底主宰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因此，會造成選舉遊戲不公的「黨產」問題，會成為民進黨版本的「轉型正義」的最核心，也就不意外了；因為民進黨要的其實只是民主轉型之後的「公平」而非「正義」。於是，我們以為小至里長大至總統皆可選舉，我們的社會就民主了；我們以為有選舉競爭，我們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就可順勢開展了；不幸的是，劇本從未按照我們的期待書寫。

當年，學界在討論源出於歐洲人的美國，為何沒有類似歐洲社會主義或社會化傳統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ism)時，提出了一個類比：美國在意的是「公平」(fairness)而非歐洲著重的「正義」(justice)。據說，美國是個移民社會，因此遊戲規則的「公平」相當重要，自由市場的競爭，則是公認的「公平」遊戲規則；反觀，歐洲的貴族與莊園主在工業資本主義過程中轉身為資本家，而被壓迫的農奴則轉變為受僱的無產工人階級，因此在先天條件已經不平等的前提之下，希冀「市場自由競爭」能夠體現帶來社會「公平」，則無異是緣木求魚。

這是為何歐洲社會在意透由社會政策來墊高弱勢者，並認為此乃「社會正義」之體現。後來，孫文即是狡獪地將二者刻意對立成：「立足點的平等」(fairness) vs. 「齊頭式平等」(justice)。

不論如何，在國民黨威權數十年的統治之下，不僅影響台灣社會方方面面，更隱身成為許多細節中的魔鬼，繼續發揮威權電波以干擾台灣社會進程。例如，民進黨時代的中鋼董事長林文淵即指出，中鋼內部專辦國民黨黨務工作者，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全又都回鍋囉。因此，為何2008年一連串的荒腔走板之後，許多人才驚覺，為何社會「復古」得如此快，此乃因，威權沒有清理，從來都不會自動遠離，甚至利用市場自由化競爭的契機，不斷讓自身壯大啊。

反民主的專家治理？

媒體自由化之後，營造出一種多元與眾聲喧嘩的歡樂表象，但媒體的惡質化與沈淪不僅沒有止跌回升，反倒更加令人不忍卒賭。於是，阿扁執政之後，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唯恐掌理新聞媒體的行政院新聞局會把媒體綠化，於是以國會席次的政黨比例提名的NCC專家治理，就成了台灣媒體市場改造的主要方案。雖然，政黨比例提名方式宣告違憲之後便改為閣揆提名，但NCC依舊成了台灣媒體市場秩序的總監。

此種，嘗試以「專家政治」(expertocracy)帶來媒體市場與產業的專家或專業治理，在旺中一案中，其侷限表露無遺。近年來，「治理」(governance)或者「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成了政府改造中最熱門的詞彙。然而，由於此一詞彙在「世界銀行」的大力推介之下，治理或者好的治理就被限縮成幾個版本：不是讓渡給私人資本並引進市場力量為遊戲規管，以企圖達致經濟效率，則是委由「專家」的專業引領，藉此提升政策制訂與形成的品質和專業度。

不論以私人資本為主角或者以專家為領銜，這些「治理」模式，其實都是一種名為「去政治化」的品質效率提升的治理模式，實則為私人資本或專家主導的獨裁政治。換言之，不論是政府改造、產業治理模式、甚至新的政策形成，原本皆須經由公共辯論的方式，來體現各種政策形成背後所意欲實現的價值選擇。

其實，「治理」說穿了就是一套正式或非正式化的「遊戲規則」(rules of game)，一套權力的運用和利益衝突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形成機制。換言之，「政府」(government)此一傳統式的治理模式，據說在資本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年代下，以「政府」為主角的治理模式已日益捉襟見肘，於是引進各項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如資本的利潤嗅覺可以讓政策形成具備經濟效率、專家的專業判斷可讓政策品質提升、非政府組織可讓政策落實更貼近社會現實…等等，就應運而生。

再者，新的行動角色(social actors)一旦可被納入傳統式的以政府為主角的決策形成過程中，此套新的治理模式，據說不僅可讓政策品質與效率提升，更可讓政策透明性(transparency)、社會公信力(accountability)與責任度(responsibility)連帶升級，並反過來補足了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一切看來，好似一幅美妙的解答。

因此，回到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改造的脈絡之下，第一波的媒體市場開放與自由化，讓新聞媒體與言論在百花齊放之下，好似新聞媒體擔任政府傳聲筒的威權日子已經不復返；再加入第二波的「NCC」專家治理，則好像台灣新聞媒體改革與再造便已完成，只要期待美好的果實即可。

但美好只是想像，問題恰巧就發生在當這套「美妙圖像」的操作，必須置放在每一個國家特殊的歷史、政經與社會文化脈絡之下實踐，而不能照本宣科，否則美好不僅無法實現，反倒會帶來更可佈的後果。

換言之，對於此套美妙圖像的挪用，必須鑲嵌置放在台灣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之下操作，才能收其效果。於是，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