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紅色高棉時代 轉型正義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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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為柬埔寨養子執導的《弒父:柬埔寨女孩的回憶》(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九月在Netflix首播,並將代表柬國角逐明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這部改編自黃良(Loung Ung)同名回憶錄的電影,以當時還是孩童的作者視角出發,呈現1975至1979年間「紅色高棉」下那段逐漸被世人遺忘的沉痛歷史。

1975年,由波布(Pol Put)領導、背後獲得中國和越共援助的「紅色高棉」,於4月17日攻陷首都金邊,推翻美國支持的龍諾(Lon Nol)政府,開啟「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統治。在波布等人的主導下,實施極端社會主義體制,並迫害清洗反對份子。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料,1975年柬埔寨總人口有750萬到800萬人,但在波布統治期間,多達170萬人喪命,其中約有25萬被殺害,其餘則死於營養不良、強制勞動和醫療不足。史稱「紅色高棉大屠殺」。

1978年年底,越南揮軍佔領金邊,扶植韓桑林(Heng Samrin)政權,「紅色高棉」的暴政才畫下句點。隨後,「紅色高棉」退至柬泰邊境,進行抗越游擊戰。越南撤軍後,1993年柬埔寨舉行全國大選,組成新政府,「紅色高棉」拒絕參加,繼續在邊境打游擊,終至1999年徹底覆滅。波布也在1998年死於心臟衰竭。(參見陳鴻瑜,《柬埔寨史》

對於「紅色高棉」主政時期所犯下重大人權侵害罪刑的究責,國際社會直到九〇年代末期,才出現嚴肅地討論與呼籲。2007年,由聯合國和柬埔寨共同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開始陸續逮捕農謝(Nuon Chea)、喬森潘(Khieu Samphan)、英薩利(Ieng Sary)和英蒂迪(Ieng Thirith)等還在世的昔日高官。

第一位接受審判的是惡名昭彰的S-21集中營博物館負責人康克由(Kang KekIew)。被控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他,於2010年被處35年徒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定讞。而他也是至今唯一公開認罪與懺悔的高層。

接著,除了已在2013年身故的英薩利和因阿茲海默症被法院裁定無法繼續審判的英蒂迪以外,已過耄耋之年的喬森潘,固然在其200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說自己擔任國家主席團主席,但「處於紅色高棉領導核心之外」,而且「對於有計畫地進行鎮壓的對象,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在當時,沒有聽過甚麼S-21」,(引自喬森潘著,陳紹光譯,《我與紅色高棉》)但他終究難逃法網,2014年與「第二號人物」農謝一同被判終身監禁。2016年維持終身監禁判決。

儘管特別法庭迄今做出的判決,大體符合「追究極惡責任」的期待,行使國家暴力的政治領袖,也都承擔個人刑事責任,但從法庭成立以來,已花費超過兩億美元,卻只有一人判決定讞,運作效能備受質疑;而且2009年就已針對其他嫌疑人展開的正式調查,卻因柬埔寨當局以維持國家和諧、避免內戰再度爆發等理由,反對擴大調查與追訴的範圍,以致於迄今仍未能完成調查階段工作,遑論後續可能的判決。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讓外界認為,當前法庭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前景很難讓人樂觀。(參見顏永銘,〈世代陵夷,正義難覓?赤柬審判法庭〉,《東吳政治學報》)

特別是法庭的前景也與國內政治情勢密切關聯。但作為法庭運作不良最大障礙的洪森(Hun Sen)政權,把持國政已超過卅年,反對黨卻始終無法取代。看來,進入後紅色高棉時代的柬埔寨,不僅轉型正義路上多波折,民主也無坦途。

走筆至此,記憶不禁被拉回十多年前的吳哥之行。當時我在諸多鬼斧神工的宏偉神廟都留下足跡,尤其巴揚寺(Bayon)最教我難忘。在那座陵寢寺院高處的四十九座尖塔上,雕有一百多面臉帶微笑的人像,據說就是建造者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的面容。蔣勳形容,「那些微笑是看過屠殺的,十五世紀的大屠殺,二十世紀的(紅色高棉)大屠殺,祂都看過,祂還是微笑著,使人覺得那微笑裡都是淚水。」(引自蔣勳,《吳哥之美》)當年站在寺塔底下的我,似懂非懂,如今再想起那抹「高棉的微笑」,似乎也漸能領會蔣勳這段話的意涵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