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說書】二二八的迷霧與新徑（下）

二二八事件或太遠，看看近三年前的三一八運動就是鮮明的範例。三一八衝進立法院係歷史的偶然，但偶然有其必然性，斯時所有反國民黨、反既有建制的運動團體、成員與青年學生，不分左中右溫和激越率皆投入這股洪流。雖然透過主流媒體的傳輸，反黑箱程序的服貿案成為運動主軸，更而聚焦在議場中央的幾個明星人物；但這場運動實則為多核心、多議題、多場景的公社實驗，它的性質必然會隨著台灣政經面貌的改組而有新詮，它不是寂然不動的標本。二二八亦然！所以想以單一口號定調二二八性質者，無異是刻舟求劍。

當然，不能忽略事件期間左翼共產黨人的積極能動。各種解碼文件顯示，當時王添灯旁側的蘇新、潘欽信、蕭友三等確實是舊台共，二七部隊的領導人謝雪紅係舊台共、活躍於雲嘉南的「台灣自治聯軍」頭目張志忠、李媽兜則是中共地下黨徒。準此，如今的北京政權自然會自吹自擂說二二八是中共領導的反專制解放運動，在台的紅統專員也忙更迭的塗脂抹粉、為虎作倀。

二二八事件是否由中共領導，祇要探照兩個面向即可勘查清楚。一是如上所述，1920年代左右鬥爭之後，台灣社會對左翼赤色分子其實已採諸多防火牆，況且經過30年日殖政權的強力搜捕，左翼在戰後尚處於韜光養晦階段且人數也不多，事件期間祇能以統一戰線來且戰且走，所以蘇新縱使成為王添灯的重要智囊，《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卻絕少社會主義密碼。謝雪紅雖是二七部隊領導人，但該部隊並無跡象顯示它是一支赤軍，更不用說共產勢力從未有一自上而下、明確有力、橫向聯繫的領導中心；更進一步說，雖然戰後延安中共立即派蔡孝乾潛返台灣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地下黨的擴展極有限，加上舊老共內部既有的罅隙（謝雪紅與蘇新、王萬得等人勢同水火），以及台共與中共係屬不同脈流等因素，所以橫向聯繫阻力甚大。凡此，都可印證中共所謂地下黨人領導二二八事件，是過於誇大了。

不少人以為今年北京政權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係兵強馬足之後準備搶歷史話語權。其實這是大驚小怪，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已關注二二八事件，祇是2005年國共三度合作之後，有一段時間北京政權淡化處理二二八，直到今年為了制遏台獨聲勢，這才又大張旗鼓搞二二八統戰。1991年2月陳芳明於《中國論壇》寫了篇〈中共對二二八事件史觀的政策性轉變〉，就詳析中共的二二八史觀歷經五個階段：革命史觀期（1947─1949）、反美史觀期（1950─1957）、新民主主義史觀期（1958─1966）、文革史觀期（1966─1979）、和平共存史觀期（1980─1991）。由於陳文寫就迄今又已26年，加上國共再度攜手，所以中共在這二十餘年是否史觀又已改易，猶待進一步研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史觀改變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或立於國共內鬥，或中美對峙的態勢上，但從未照顧到台灣人的立場與渴望。就因為陳儀係想投誠中共失敗，因而遭蔣介石槍決身亡，所以像《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這類的書籍就大肆歌詠陳儀係清廉有為的能臣，更盛讚他投共的動機，這一切都有向現今國民黨要員招手的用意。而今國共合作之後，也不能再繼續罵蔣幫惡政，所以當北京政權掛出「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的漂亮布簾，祇要試問他們如何處理陳儀、蔣介石功過，就知一切就祇是統戰。

有些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者如戴國煇等人，對於國民黨與中國式權鬥的精微處知之甚詳，進而補足向來二二八研究的弱點，確實功不唐捐；然而在反台獨的意識形態趨使下，他卻隱含指責台灣人太天真，對於國家暴力卻輕輕帶過。這是站在強權角度輕蔑台灣人的可悲立場！台灣人何以天真，係因凶惡的日本人儘管不平等對待台灣人，但統治50年也確立起一套統治者／被統治者的遊戲規則（如1935年舉行首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同時逮人亦有一定的法制基礎，雖不盡然同於西方國家的殖民政策，卻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種。戰後台灣人誤以為「祖國」也遵循這套規則，結果不論是原自治論運動者或左翼人士全數遭殃，這是台灣近代史的重挫。所以我們絕不能以單純的「官逼民反」來詮釋二二八事件，因為「官逼民反」祇會被納入中國傳統來理解，它必然稀釋掉現代性轉型失敗之痛！

不能祇以「官逼民反」作解釋的另個原因在於，二二八事件必須納入中美（日）台的國際架構來剖析，陳翠蓮的新作《重構二二八》就勾勒出跳脫中國內在脈絡的新觀點。唯有拓展二二八的國際關係，才知馬英九在2013年出席二二八事件66週年追悼記者所說「為了讓二二八類似事件永不再發生，唯一辦法就是鞏固民、人權和自由」，這是經不起檢證的。因為二二八的暴力源頭就是外來勢力，所以僅執泥於島內政治，卻不斷向強權獻媚，根本遏止不了二二八禍源。須知，台灣人從二二八悲劇得到的教訓就是，要絕對慎防外來強權的介入，不論這強權來自中國或美日皆然。

值得提醒各方的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與討論必須相互提攜、自我省思。但如今藍綠統獨糾結在各自的蛹繭裡，各演其演、數十年不變，頗讓人有憾！

就藍統陣營來說，他們之中不少是外省人，似對二二八賦予的「原罪」頗不耐與不甘。擺脫莫名的「原罪」是對的，但他們衍生出祇聞二二八即心生抗拒的逃避態勢，下意識回以「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二二八功過未定」、「一切都是民進黨在操弄」、「是本省人先毆辱外省人」…，觀諸網路上深藍仇台分子所引用的二二八資料，全係1947當年軍政當局的宣傳物，試問這如何對話、溝通？至若像朱浤源、武之璋、戚嘉林之流矯飾出「民逼官反」，一切都是美日之錯的荒謬說詞，不談也罷！

藍統該想想戰後猶太人透過文書影像不斷傳輸納粹大屠殺之過，他們塑造的「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是何等強力浩大，反觀台灣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時間才二十餘年，無論質與量都差之猶太人遠甚。而要深化二二八，得再增添加害者與揹負莫名原罪的外省族群，論述才能更豐沛多元。

至於紅統著力於左翼和地下黨人在二二八乃至其後白色恐怖的戰鬥，如侯孝賢在電影《悲情城市》勾勒的那樣，這確實是台灣歷史難以抹滅的一段；但處理這些人物必須從在地戰鬥角度出發，多賦予他們血肉而非造樣板，否則紅色神話祇會讓更多人避而遠之，徒然成為北京傀儡罷了！

再就綠營與獨派來說，多數綠營政治人物把二二八視為提款機，每年一度的行禮如儀既少虔誠，更乏新意。而糾結於死亡人數和元凶追究的背後，獨派似不願正視紅色人物的歷史地位，以及台灣史學界不少人故步自封，視所擁檔案資料為禁臠，但一遇林邑軒、吳駿盛以人口學所揭示的死亡人數，就祇能以偽權威斥之，悲夫！台史界、綠營與獨派要有新的體認，二二八不該是史學界專利，它必須廣納政治、經濟、法律、統計、心理、社會、傳播、宗教、藝文…諸學科或範疇，才不致陷於悲情自憐，才不會夜郎自大。但盼十年後的八十周年，二二八早已越脫族群樊籬與統獨糾葛，可以正視諸如原民、新移民、性別、階級之類的議題，如此轉型正義才不致空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