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上）──變調的歡迎曲

書名：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
作者：黃惠君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5

第二章  變調的歡迎曲

餓得不得了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裡，感受最深的是什麼？戰後的台灣竟然飢餓不已。

一九四六年從元旦開始，法官吳鴻麒的日記便浮著擔憂：「因食糧缺乏，社會有不安空氣，為政者不可不講究對策也。」不少地區陷入飢饉，台南及台北萬華都傳出缺食自殺的消息。

台灣曾被寓為東亞的米倉，年有多餘糧食出口，何以此時竟落得無米可吃？

戰爭導致稻米減產固是原因，但為政者無能解決米糧問題，更增人民愁苦。戰後百業待興，人民只有等待、只有懷抱希望，盼能度過戰爭餘震，但大半年過去了，米價仍居高不下，眼看著新年即將到來，迎接新春，卻無欣喜：「近日米貴至十四元，米珠薪桂，一般人實難生活。政府全無對策耶，令人不解。」

陳儀政府並非全無措施，只是所有政策盡皆失靈。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長官公署頒佈「管理糧食臨時辦法」，沿用日人在戰時的米糧配給制度：總收購、總配給。但卻碰到農民不願意把米交出來，因政府收購價格過低，農民貧困至極，血汗結晶再交出去，就什麼都沒有了。而台灣光復，卻踏襲日本剝削農民、強徵米糧的制度，亦招致批評及抵制。

此法走不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陳儀政府放棄配給制，准許糧食自由買賣。但卻因無配套措施，先是引起農民包圍，因斷然取消配給，農民餘糧已上繳，自己反而無米可吃。民眾也騷然不安，因停配前有人領到，有人尚未領到。

就在政策換軌、青黃不接之際，米價開始攀飛。又逢天不雨，在預期稻米減產的心理下，糧食恐慌竟像瘟疫般蔓延。

缺糧之際，那現有米倉內的存糧，會如何處置呢？政府下令封存各縣市米倉，這是陳儀慣行的統制經濟：將物資都握在手上。結果是負責米糧配給的官員，監守自盜、圖謀巨利。這讓飢餓邊緣的人民，更難忍受。

悲觀的氣氛瀰漫著，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作家吳新榮日記提到的還是餓：

雨而不降，風而直吹，蕃薯及不大，百姓即直餓，福而不到，禍而直來。

人民生活之苦，熬過了戰爭，卻未稍減。

政府搶米

霧峰林家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即擁有中台灣大量田地，林獻堂日記裡短短記著個人境遇：「蔡繼琨命軍隊二十餘名，各持短鎗來包圍農倉，欲取米粟。士英使人來問如何對付，囑其不可抵抗，一任其自由搶奪。」

這事發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中部警備司令部蔡繼琨少將，帶軍隊將霧峰農會的存米搬運一空。

米糧配給斷然停止後，黑市米價飛漲，此時被政府封存的米，各地都來請願要求配額，霧峰地區雖已取得縣長劉存忠允諾，但仍遭軍方強行搬走。

幾天後，林獻堂日記記著：「鄉公所三時開樹薯籤粉配給會議，因農業會之米被蔡繼琨盡數取去，無可配給，非代用食不可也。由鄉長為代表，對農業會借出二十萬円，買籤仔粉三萬斤，每斤六円五角也，配給貧民，僅收半價。」

米被軍方強行搶去，大家只能吃樹薯籤，被視為民間領袖的林獻堂，竟如此無奈。

而此事尚未告一段落，軍方認定，林獻堂手上必定還有餘糧，再次逼迫，情緒向來十分內斂平穩的林獻堂直言：「政府搬去的米糧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買）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糧價飛漲，困苦異常，正在籲請發還前所運去的米以抒困境。政府若沒有米可還老百姓，亦應結價給予價款，假使現在不能立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味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給錢，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

據陪同在旁的葉榮鐘所述，聽到林獻堂這席話，與蔡繼琨偕同前往的警備總司令部熊少將怒氣滿面：「『今日之事，只看林先生答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您老先生同我們上台北去。』⋯⋯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四個憲兵拿著上刺刀的步槍，排闥而入⋯⋯」。

林獻堂後來因為這件事，受到警備總部調查。而政府搶米不付錢，農民只能向黑市買米，會激起什麼樣的憤慨，可想而知。

人造米荒

米價盪呀盪地，時高時低，人民像在走鋼索，不安一直懸宕著，不知下一刻會如何。直到六月中旬，米價終於回落到十塊左右，大家鬆了口氣。這時《民報》社論提醒當局〈防止米糧私運出口〉：

在此米價下跌之時，我們抱一個杞憂⋯⋯每斤十元上下的米價，於全國中或許是最便宜的，只懂自私自利的商人們，凡有賺錢機會，趨之唯恐不速，哪裡顧得台胞的飽與餓？政府雖有不許移出的禁令，但商人走私的巧妙、殆有防不勝防之處。在貪汙醜事疊出不窮的今天，何處能得秉公無私嚴厲從事取締的官吏？

這擔憂不假，二二八前夕所查獲的米糖走私，確實就源自米價下跌時。據岡山警察所調查：「蘇基諒、李犇兩名，利用村長之地位，自去年六月至本年二月，前後四回，指揮部下走私數百包之白米及糖，獲得不少之橫財。」

事實上，一九四六年第二季台灣的產米量就恢復正常了，且尚有餘糧。既然如此，何以米價仍一日高過一日，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初出現激烈漲風？

已是戰後第二個新年了，人民維生的米，並未因豐產而減價。「米價既爆騰，斤二十七元之高矣。諸物價自舊曆新年以來，日高一日。庶民階級如何生活耶？社會皆感不安。」

政府一再表示，台灣米的生產量是足夠的，且尚有餘裕，米價飛漲是囤戶操縱使然。那問題就來了，何以政府竟處理不了人為的操縱？處理不了商人居奇囤貨？處理不了官商勾結？

政府不許米榖移出，公權力可以抓走私。但若公權力收賄、放行走私，或甚至自己就是走私的源頭呢？

〈大員走私〉的新聞在米價上揚之際，欲發戳刺著社會。台中縣水產課長楊國耀走私米糖卻未能捕獲，花蓮縣長張文成走私四大船稻米被發現，其中三條船，一被高雄海關，二被駐日盟軍、三被花蓮民眾發現而扣留。

首長貪腐，當然是民生惡化的源頭。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民報》載「花蓮米糧直升，一家三口自縊」，花蓮的米價更居全台之冠。

米價受此波動，人民生活窘迫困苦，恐怕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都未曾經歷的。台灣社會已不能安靜了，不少地區民眾上街、遊行請願，要求政府解決米荒。台北街頭出現一份署名「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傳單，揚言搶米：「本團為生活之驅使，為全台民眾之生命抗爭，⋯⋯決定於三日後，率導民眾實行搶米運動，並制裁囤積魁首，以申正義⋯⋯」

這不見得能發生，但卻是另一種表達忍無可忍的抗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