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書介】警世預言：我們就是《靜寂工人》

本書是由作者的碩士論文改寫而成，作者發現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脈絡下，港城（作者用語，指基隆）在1960、70年代被連接到全球市場，獲得它的繁榮，碼頭工人以及他們由高收入支撐起生活模式，形成了特殊的「伴文化」。但到了1990年代，隨外在條件改變，相同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又再將港城拋棄，切斷其與全球市場的連結，經濟活動大幅下降，城市與工人生活逐漸歸於沉寂。以上基隆興衰過程或許可以用非常簡易的巨觀經濟觀點來說明（以前有競爭力，現在沒了，所以變這樣），但作者田野工作的成果，正是透過跟隨報導人（informant，即作者在研究地點中建立良好關係以獲得資料和與田野人物連結的關鍵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與報導人和田野中人的訪談之中，拼湊出其中特別是文化變遷的真實樣貌。

新自由主義

隨著對報導人的生活情境描寫和故事鋪陳，到第四章作者終於講出他心中想要解釋碼頭工人的陷落的原因，在結尾時用一個專有詞彙來總結：「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說法非常多，起源已不可考，約略是在1970年代出現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原則，它與二十世紀初的新古典經濟學派（舊自由主義？）有某種接續的關聯，但對於在全球產業分工鍊中的國家經濟政策，有更多「應該怎樣做」才是「對的做法」的指導。例如，國家應該開放市場、減低關稅、減少勞工保護以提升競爭力等，而對不對的判斷標準，則是賺不賺錢。以上是一百五十字版本的新自由主義介紹。

在本書中，國際貨船帶來的經濟機會，以及其背後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邏輯，似乎是個外來因素，它沒有什麼理由而來，也沒有什麼理由而去，海港與工人就在這樣的歷史偶然性之下被捧起、然後摔落。從微觀的角度看，全球化過於巨大，2016年被全球化摔落的憤怒的美國人投給川普正是一例，大家總想要個解釋，然而菁英們繞來繞去許多術語給不出好解釋，但給不出好解釋的同時，這些菁英似乎仍然過得不錯，而自己卻無昔日的榮景，有志一同，美國與台灣的工人，歸咎的都是彼岸的、那些有競爭力的工人─或許台灣的工人歸咎更多的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詳見本書第四章）。

這讓我想到小說《大亨小傳》當中，敘事者尼克說的，「像布坎南和黛西那種有錢人，他們把人家世界搞得一團亂之後，什麼都不管，就再退回他們自己那紙醉金迷的小天地裡」。如同本書作者所發現，全球化帶來的國際貨船改變了碼頭工人的世界，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文化，但一段時間之後又退出此地，尋找其他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替代物，於是勞工的文化模式被摧毀、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被切斷，勞工從「行動主體」變成「勞動物件」（頁186-199）。新自由主義造成工人「集體陷落底層」（頁199），是作者暗示男性高自殺率的原因。

評論

我認為可以反省的地方是，繁榮當然是人類社會期待的狀況，基隆港以及碼頭工人的活動，正是由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所支撐起來的，歷史偶然性把大量資本交給基隆港、工人以及貿易商分配，分多分少分得公不公平是一回事，總之若沒有這些物質基礎，工人的「伴文化」也無從建立。雖然這樣問很尖銳，但這種文化（或工人不從這種文化關係中被拔除）的維繫，會是集體或國家的責任嗎？雖然在閱讀過程中產生這樣的質疑，不過到最後就豁然開朗了，作者並沒有要為特定文化的維繫做辯護，她只是想藉由基隆工人的處境，指出新自由主義邏輯底下，人類社會必然遭遇的處境，差別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作者真正批判的，是國家對此挑戰沒有採取比較積極的行動者角色，而是被動的全盤接受，「國家代理人放棄獨立而深刻的思考，全然繞著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打轉」（頁209）。但這裡我有個邏輯上的小問題，這麼說來，作者是在暗示在過去的時代，國家代理人「曾經」對前一階段的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採取深刻的思考過嗎？新自由主義不是2010年代的現在才冷血，而是一以貫之始終如此。

作者的推論是悲觀的，沒有人或社會逃得過歷史偶然性，差別只在人們要採取什麼態度來面對它。但作者在最後提出的積極行動的可能，卻略為蒼白，當然，要求一部民族誌提出具體方案未免過於嚴苛，只不過這積極行動的提示與作者所說「看見文化與此間所扮演的關鍵機制」（頁210）之間的關係，並無法從前文中看出來。或許作者是想批評，現行的國家或社會福利介入方法錯誤，都簡化為服膺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個人式歸因，著重提升個別工人的工作能力與工作意願，以將個人改造為符合新自由主義的勞力提供者，而無視結構性失業以及失去文化造成關係斷裂的底層處境（頁204-205）。又或者，作者只是想要在灰暗的結論當中，勉強湊出一絲希望之光。

新文化

其實，我是可能最沒立場質疑本書的讀者。首先，我對於民族誌（或一般而言的研究）有錯誤的期待，民族誌的責任本來就不在提出任何解方，而我身為一個無聊的政策研究者，總是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出錯誤的提問。其次，我剛好就是作者所說的那種，進行政治正確的正當休閒活動的市民（頁143-148）。我與基隆的關聯，除了遙遠孩提時期的去和平島戲水的記憶，就是開始有些經濟能力之後，能與台北的生活暫時脫離的去處。基隆港邊巷子內的三層樓建築，通過彎曲木造樓梯而上的一家咖啡店，是我幾次出走基隆的短暫落腳處。店裡面有一切屬於「潮」、「文青」的各種元素，超過三分之二基本時薪的飲品單價、販賣小物飾品、溫暖又憂鬱的擺設基調，重點是還有一隻貓。坐在二樓窗邊，斜眼可望見基隆港一隅，晴天雨天的人來人往，剛好讓我這自以為有閒階級（其實說不定只是祖上積德）、不事生產的人，去胡思亂想一些事情，進行我稱之為思考的活動。

對於海港來說，我應該就是那些帶著新的資本、新的文化入侵的那群人吧，就像碼頭工人在四、五十年前來時做的事情一樣。或許我們沒有定居於此，也沒有提供勞動力，我們的物質基礎是分散的，但我們參與了海港的經濟活動。觀光、藝文、小確幸，成為新的被捧起的文化模式，接下來，就等著看它什麼時候被重重拋落吧。我們「就是」他們。

參考資料

魏明毅，《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游擊文化：台北，2016。

魏明毅，《基隆碼頭工人：貨船、情感及其社會生活》。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