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彈少年》:直視歷史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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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新竹某高校同學在校慶場合不當地展演了納粹橋段,遭到輿論撻伐。還真是巧合,這部由丹麥與德國合拍的歷史電影《拆彈少年》(Under sandet),透過一種全新的批判視角,提醒我們該如何看待納粹的惡,更重要的是:如何化解戰爭的惡。

雖然全片沒有任何的戰爭大場面,但老實說,坐在電影院觀賞該片的我,居然比看鬼片或驚悚片還坐立難安。更誇張地形容,其扣人心弦的程度,實際不亞於《搶救雷恩大兵》的開場畫面。為什麼呢?

原因出自電影原名:Under sandet,沙灘之下。沙灘縱然是該片的必要場景,但重點是,沙灘之下隱藏的殺人玩意。究竟那片靠海的沙灘之下,藏的究竟是什麼,可以將觀眾炸飛,且讓眾人脫離既有的思考框架呢?

訴說鮮為人知的歷史真實

故事得從1945年5月說起。那時候,戰敗的德軍需要全面撤離佔領已長達五年的丹麥,同時間,有一批兩千多名的德國戰俘,其中多半為青少年,被留下來掃除在德軍佔領期間,埋在丹麥西海岸多達百萬餘枚的地雷。

該片的情節真的很簡單。誠如中文片名所說的,一大批德國青少年在丹麥海岸拆除由德國自己人埋下的地雷。但重點不是電影的情節如何,而是情節背後,隱藏著鮮為人知的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如何被高明地訴說,藉此引爆真實。

直言之,導演有意讓觀眾思索,在這塊土地上,何謂敵我邊界?何謂戰後的歷史責任?又是誰該負起,或承擔戰後的責任或惡果?以及在這世界的敵人是如何被豎立?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有沒有可能瞬間翻轉、對立?敵意又是如何將之化為善意?

不過,話說回來,究竟要如何比喻《拆彈少年》賦予觀眾的緊張感呢?這麼說吧,有天,你坐在電腦前,想要玩許久沒玩的踩地雷電腦遊戲,但不同的是,這次,若你操作的游標按到地雷的話,電腦會真的大爆炸,連同在螢幕前的你,一起炸飛到不知道何處去。

這也是為什麼電影的開場,導演故意讓觀眾身處在完全沒有畫面,眼睛僅能看見螢幕全黑的情況下,僅能聽見似乎有人呼吸的喘氣聲,聲音漸而大之。最後畫面才呈現,原來是一名丹麥士官長,正在吉普車上喘息。其實,導演早已暗示,觀眾們真的需要屏息觀賞該片。

每個導演都有他自己的逗馬

從拍攝紀錄片與短片出身的導演馬汀贊帝維(Martin Zandvliet)選擇追憶歷史,尤其是這史實對丹麥人而言,實在頗為尷尬,但這也是《拆彈少年》的不凡之處。揭露歷史並不是為了製造仇恨,而是如何化解仇恨。

於是,透過結尾的塑造,我們得知士官長作出了角色上的心境轉變,他搖身一變從原先的鐵血士官長,最終成為實行詩學正義的無名英雄。基於道德良心,他做出了超乎作為軍人職責的選擇,同時,他選擇對他的「德國屬下」負起該有的承諾。

近幾年,傑出的丹麥電影,皆是毫不鄉愿之作。湯瑪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執導的《謊言的烙印》(2012)描述人言可畏的論斷正義,反倒差點害慘一個無辜平凡人的一生。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性愛成癮的女人》(2014)極致炫技地探究「性」的邊界,結尾更賞了道貌岸然的偽善者一個大耳光。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這一方面,台灣電影工作者,應多思考逗馬宣言(Dogme 95)的守則,學習別輕易討好任何人:誠懇多一點,矯情少一點。誠如侯孝賢所言:「每個導演都有他自己的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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