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說書】反省之艱難──納粹‧灣生的雙連爆

從2016歲末跨入2017之初，台灣社會因為新竹光復中學的扮裝納粹事件，以及田中實加（陳宣儒）盜畫、偽飾灣生後代的鬧劇，猶如接續的強震，讓這社會再形裂解，空洞、淺碟、內耗…無所遁形。

兩件事分開談，都可侃侃而論且直探核心；但雙箭齊發，輿論也好、鄉民也罷很快就形塑出某種共識──本國歷史教育失職、失敗！但問題真的祇是歷史教育的問題嗎？沒有責任與解放胸襟的公民意識，是撐不起堅實的歷史教育；少了家戶長制的親族羈絆，才可能培養有思想、敢患難的子女；沒有苟且嗜血的傳媒，才可能就事論事談問題。所以一逕把焦點鎖定在歷史教育，祇是單純的卸責。

何況就算聚焦於歷史教育，光是統獨分歧就折騰了所有的人心靈魂，哪可能正視議題、汲取教訓。更進一步說，無論黑格爾或尼采，他們對歷史的見解頗悲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黑格爾如是言。其實他的本意是，「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或是依據從中推論而得的原則來行動過。每一個時期所牽涉到的都是專有的情境、處在全然獨特的條件之下，它的規則只能夠以與自身相關、並且僅僅與自身相關的思慮來釐清。在重大事件的進逼之下，一般性的原則幫不上忙。想回返到過去相似的處境只是徒勞。」

至於尼采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寫道：「對這個思想我們以它最可怕的形式來想想看，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目標，由無出發又回到無，是不可避免的回歸，永遠如此，即『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極限形式；『無』（亦即無意義）一直持續到永遠！」

須知，過往的歷史教訓，祇能在一種封閉、紀律嚴明的團體內，透過猶如宗教訓諭的傳輸，才可能發揮警醒戒惕的功用，猶太流亡兩千年還能復國，其內蘊源於此，且二戰之後，由政界、學界、影視、文藝串合的「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召喚出強力捍護猶太人的文化霸權（話語權），它成為世界史的獨特。這就是今日光復中學觸犯國際（特別是歐美）禁忌而不自知的原因。

然而，無論是官方（總統府、教育部）的回應，或是以色列、德國的譴責，都遭致國內不少的反彈，於是，學生被視為無知羔羊就此輕輕放過，校方的責任亦可能不了了之。更值玩味者，光復中學作為黨國體制的一環，護衛者明顯就充滿黨派色彩，再加上統媒的反向攻訐──祇准反納粹，不許批判皇軍。於是，問題立即轉為藍綠交鋒，再加上一些藍綠各打五十大板的幫閒分子，可想而知，納粹圖騰絕不會在這社會消失不見，所謂教訓云云較之市場叫賣還廉價！

當然，從1930年代迄今的黨國體制從來就是法西斯幽靈的延伸，蔣介石既是希特勒的崇拜者，黨國要人更是慨歎希特勒征俄之失，否則反共抗俄早就攻頂。這樣的政權，怎可能透過教育、傳媒來反法西斯，它祇能默許美英的「大屠殺產業」攻佔影視園地。但以我個人為例，兒時看《勇士們》、《沙漠之鼠》之類的影集，總把德軍描寫成是一群酒囊飯桶，很快地就心生反感，再加上青少年階段的男性容易崇尚軍武，而無論是納粹服裝、圖騰，或是德國國防軍的服裝、配備以及武器，都遠比英美法俄來的醒目，彼時又是二戰結束30周年前後，相關的影視、圖書非常豐富，所以一頭投入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戰史研究。

藍營煙幕者不知的是，向來在仇日教育下成長的莘莘學子，並不會傾慕日本皇軍，所以關於太平洋戰爭諸史事，我是在晚近十餘年才一一補綴完成；但在「迷人的法西斯」（Susan Sontag語）震懾下，很難不嚮往納粹美學。所以光復中學的納粹扮演既非教改、本土化下的扭曲產物，反倒是黨國體制之必然。

這事件能給予台灣多少啟示？也許教科書會再強化納粹大屠殺之惡，教師在課堂上也會告誡學子們莫在公開場合展示納粹相關圖騰。但這都流於表層，德國本於「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原旨，逾七十年的懺悔、自肅，其心境和執持成王敗寇叢林法則的東方社會是全然迥異。就因為深信成王敗寇的相對主義，所以有人據此質疑以色列一方面大搞「大屠殺產業」，一方面對巴勒斯坦搞迫害，那憑什麼指責他人搞納粹崇拜！而仇日者則大罵新政府不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不譴責日本帝國侵略…非常的理不直氣壯，原因就是不反省！

納粹大屠殺和紐倫堡大審被刻畫成唯一、獨特，就在於理性和野蠻竟然並陳於一個政權、國家，乃至於一個文明內裡，這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弔詭，是當代世界的危機所在。不斷強調納粹的絕對至惡（近來台灣流行Hannah Arendt有關「平庸的邪惡」的討論，但在模糊化絕對惡之後，似乎力道就失焦了），才能彰顯道德、正義、責任之必要，普世價值才由此誕生。東方社會就是少了這樣的信念、勇氣與智慧，以致匍匐於天朝相對主義朝殿之下，這正是本國精神耗弱的癥候。

再談到田中實加的例子。統媒膝蓋式反應是，一切都是「李登輝召喚的媚日情結，加上陳水扁鑄造的『愛台灣』本土意識，使得『戀日』和『自戀』兩種心理交互作用。藉由日本作自我投射」；其次，檢討傳媒少了考核作者身分的批判亦不少。而背書者、合作過的藝文界也一一遭到波及，特別是紀錄片《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創痕最深。而若非日本記者先行拆穿陳宣儒假灣生身分，若非有人於臉書揭發陳宣儒盜圖，那麼陳宣儒勢必仍以灣生代言人自居，繼續在這片海域撈取漁獲。但整個事件祇能以鬧劇一場來痛擊嗎？

歸咎於「戀日」和「自戀」的意識形態解題法，同樣也可複刻到「戀中」和「自戀」的相關議題（如九二共識、和平協議、兩岸一家親），既廉價又偏頗，殊不足取。應該說，從《海角七號》、《KANO》系列電影的熱賣，顯示的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相關史實較以往更能持平論理，而灣生議題在張素玢、鍾淑敏等學者深化著墨後，依庶民風進一步圖像、影視化也是必然之理，陳宣儒此時扮演重要的推手，受到各界的肯定一點都不突兀。

何以日本記者可以拆穿把戲，而台媒就靜悄無聲，除了台媒普遍欠缺相關史實的常識，日本相關的網絡也祇有日本人能打破砂鍋問到底，除非陳宣儒一開始就以眾皆厭之的反派角色現身，否則信任此人是基本禮貌，因此，真該譴責的是陳本人，外界不必以事後諸葛身段說三道四。而紀錄片和灣生議題都有其獨立脈絡，不該受池魚之殃。

當然，陳宣儒事件的反省不該祇是如此。問題在於，灣生屬於近代台灣史的一部分，《灣生回家》書本和紀錄片卻同時囊括城市日本人和農業移民，以人道、溫情手法來處理，固然有弭平殖民傷害的作用，卻也難以梳理那種既統治又受統、既是日本人又是異郷人的情狀。再嚴格地說，台灣史固然在三十年間由險學變成顯學，但待開拓的領域與人物仍多，且必須時時與時間拔河，所以門檻設定殊為關鍵，門檻若過高（好比以大聯盟的標準來衡量本地棒球人），大概研究都作不下去；當然，門檻若過低，庸俗表象化必不可免，這也是陳宣儒可以趁隙而入的主因。

就現況來說，不可能設定一絕對性的門檻，目前還是祇能謹守人事時地不可錯謬的立場case by case，但遇到陳宣儒這樣的風波才是大考驗，且難以避免。可悲的是，一遇這種風波惡，藍綠統獨的防衛機制通常都會自動出現，然後煙硝塵中一陣廝殺拉鋸後，甭談共識了，連個基本認知都天差地遠，然後一切丟給歷史教育負責！歷史何辜？教育萬能？反省當真艱難無比啊！

當然，除了納粹風波和灣生事件，總統府引賴和詩句「自自冉冉」造成偌大塵煙似也是大新聞。總統府固然作法有待商榷，批評者的政治對峙，不也是讓文學爭議掉落到政治漩渦嗎？這真是茶杯裡的風暴，不該成為變調的分類械鬥，快快處理一例一休爭嚷和年金問題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