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靜寂工人》:不靜寂的港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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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工人》一書的作者藉由一個個平凡碼頭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寫出一段不為人知的基隆港歷史。筆者雖然過去也曾於基隆的醫院有數月的實習機會,但只碰過手指骨折的漁工;作為過客,對於觀光客常逗留的平台沿革、以及何處是東、西岸碼頭一點概念也沒有,只知至八尺門面對著水泥國宅緬懷消失的阿美部落。卻無從得知過去這港城對碼頭工人們的意義,他們就像被掃進基隆的污水溝般,靜靜的流向大海。

勞資關係的不同樣貌

基隆港過往的榮景應與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消逝有關,由於1970年代,美、德、日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下降,加上石油危機,世界生產中心轉向當時的新興東亞國家,所以若要將碼頭的「興」歸於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如說是台灣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開始(碼頭民營化代表的「衰」,應該才是台灣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濫觴)。

當時的工人也並非沒有抗爭,如散工就經由抗爭後於1972年全數轉為有牌的正式工人(頁93)。不過由於當時碼頭的榮景,民營化前的港務局或是工會營運壓力不大,應是在勞資衝突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達成協議。因此當我們評價職業工會時,必須回到港務局、公司和工會的關係來討論。「五十公司」和職業工會的關係,基本上是一體兩面;由於五十公司是港務局委託地方頭人成立,後來由公司成立的職業工會又握有調配工作內容的實質權力,公司和工會的分界模糊,勞資並不分明。加上墊付薪水的公司班隊長回鄉招募人力,工人多基於舊有的人際網絡進到碼頭,勞(工人)資(班隊長)關係可能更加複雜,相較於公司或港務局,工會可能還較近似實質意義上的雇主。

自殺的社會根源

一本由自殺防治起心動念的論文,雖然大多篇幅看似未圍繞在自殺議題上,但卻爬梳了自殺此一病理化行為之前,所有可能與其相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例如碼頭勞動現場的性別化、更迭的碼頭工人勞動方式、碼頭工人群體的次文化「伴」和「gâu」,以及工人家庭中的親密關係。並進一步引入歷史的軸線,使碼頭工人的當代樣貌更有變遷的縱深,靜寂憂鬱的生活並非一直如此,而是連續演變至今的結果。作者隱約指出,在國際生產鏈的分工體制下,隨著時間過去,碼頭男性工人的自殺行為,似乎也有另個平行的生產鏈。

一般精神醫學在討論致病的biopsychosocial model時,常聚焦於個人的生物醫學證據,和心理的內在動力。而社會因素,則因為大多指向環境或政治經濟等鉅觀結構,過於廣泛,反而時常被省略不談。但我們或可區分出鉅觀和微觀層次,如工人次文化或家庭成員的互動,也該歸為廣義的社會層面。作者對碼頭工人生活與家庭的描繪,指出親密關係與情感文化,在自殺行為和鉅觀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本書的貢獻不在於提供新的自殺防治方案,而是繞過實務的問題,轉而理解導致工人自殺的社會因素。人類學和主流精神醫學在此的差異,不在於研究方法的差別,而是提出了不同的問題,而得到殊異的回答和解方。身為心理諮商工作者,作者探問的謎題從「碼頭工人為什麼自殺?」退回到「如何成為一位碼頭工人?」,以反思自殺防治實務遭遇的問題。

橫向移植的(西方)科學遇上在地脈絡

由於人類學的田野性格,較容易以emic(主位觀點)的視角,說出一個貼近在地的故事,並在與etic(客位觀點)的視角來回互換之間,詮釋故事的意義。在理解碼頭工人為何認為自己「失格」的同時,作者以局外人的觀點,指出外在於工人、卻深深影響工人的國際生產鏈變遷。相較於政治經濟學的宏大敘事,本書藉由探究工人的親密關係與情感文化,指出政經結構到「靜寂」之間的「中介變項」,闡明外在結構的變化究竟如何影響到工人的處境,並暗示同樣的變遷在不同群體之間,由於擁有的籌碼和抵抗能力的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後果。

相較之下,雖然精神醫學和人類學都是自西方移植來的學科,源自美國的精神科診斷聖經DSM,卻鮮少因應在地脈絡而更動其診斷準則。自殺的行為和結果大概只有一種,但自殺之前的種種過程卻是大相逕庭。自殺的前因—憂鬱症作為一種「腦子的病」,容易以藥物治療,但外在於(病)人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因素,卻是生物精神醫學所難以處理的。我們並非天真地相信用藥物就能改變(病)人的命運,若能透過藥物扭轉低薪、勞動彈性化和分配不正義,生物精神醫學早該宣稱發現了根絕新自由主義的“magic bullet”。本書作者走出諮商室,放下心理專業的角色,開展出一個診間外的時空,讓看似靜寂的工人講出那些來不及被聽見的港城故事,也讓專業工作者有機會思索治療以外的可能。

田野工作的思考

同樣身為社會學╱人類學的學徒,筆者讀到第四十一頁時也會心一笑,作者寫到為何挑選基隆作為研究田野,主因是她個人長年在南投從事心理諮商工作,欲選擇陌生之地作為田野,把自己丟入一個全然陌生的新環境,擺脫一切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這體現了人類學式的思考:「必需把理所當然的事當成不正常,同時也把異常視為正常」,一如筆者也未選擇熟悉的尖石鄉為論文田野地。

作者在書中提到待在基隆時,其實除了碼頭和幾處小吃攤外,很少有機會踏進其他空間,甚至連茶店仔也只去過兩次,這可說是緊跟著報導人行動的最佳寫照,當然也是缺乏對報導人背後整體政治、生活環境的敏感度。因此作者在闡述國際生產鏈和「新自由主義」與碼頭工人工作型態轉變之間的因果關係時,碼頭工人視野以外的基隆似乎不見了。筆者遭遇的狀況也很類似,在討論衛生所本身時,似乎衛生所所在的牡丹鄉也自背景消失。這是田野工作的侷限,在挖掘故事的深度時犧牲了廣度。但作者仍透過參與觀察,深刻地以碼頭工人的人生為基隆港的興衰留下註解。

一如《成為他自己》一書,由社會學╱人類學碩論改寫而成的「社會書」,比起論文本身,更能驚豔地增加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嘗試提出普遍性解釋的一般性理論只是骨架,需要眾多的經驗研究作為血肉。基於田野工作,考察人類經驗的質性研究,能協助精神醫學拓展對個案社會性苦難的理解,避免落入個人歸因的窠臼,並給這些「底層」「弱勢」予藥物治療或社福補助。而在探討社會苦難的多種層次時,也不應武斷地引進勞資對抗的框架,預設立場的質疑工人或工會為何不反抗。也應避免為了推動政治正確的社會運動,著重跨國比較,卻忽略了人的真實處境,選擇性且一廂情願的刻意詮釋。雖然這對運動者無可厚非,但並未增進我們對自身社會的理解。例如本書若不在結論中提到「新自由主義」,可能也無損讀者的理解,即便我們不清楚「新自由主義」具體指涉為何,藉由這群碼頭工人的故事,我們也能看到那外在於基隆港的國際政經結構,就算它在不同時代有迥異的稱呼或樣貌。

終究,作者想揭示的其實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壟罩之下,人要如何自處和自我認知的問題。本書道出的不是一群勞工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一如作者所期待:「當人擁有選擇的自由、當我們不再需要為了從底層往上爬而被迫拋棄人的情感、當勞工不只是一群模糊的臉孔,而是獨立的個體與靈魂,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到時,勞工就不會只是勞工,勞工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參考資料:

柯若竹,2016,《靜寂工人》魏明毅:看見勞工不只是勞工,而是一個真正的人。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9174

魏明毅,2016,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游擊文化: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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