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特婁到東京，安倍主義不能只是國王的新衣

在巴西嘉年華的閉幕式中，里約將奧運的火炬傳遞給2020年的主辦城市，日本東京。日本首相安倍裝扮成瑪利歐現身，為現場帶來高潮。瑪利歐風行世界，是迄今日本最成功的電玩主角，短小精幹、跑跳敏捷，遇到難關，勇往直前，使命必達，安倍以此象徵再創日本第一的企圖十分明顯。伴隨卡通動畫，充滿濃濃的戰後日本文化，成功喚起世人對2020東京奧運的想像與期待。屆時東京將與倫敦並列，成為戰後唯二舉辦過兩次奧運的城市。

日本參與奧運的歷史相當悠久，始於1912，到30年代已成為亞洲唯一的運動大國，表現優異，戰前已累積44面獎牌，包括15面金牌。「脫亞入歐」不只是口號，而是全面與西方競爭，包括文化體育。1936年的柏林奧運，台灣音樂家江文也的管弦樂「福爾摩沙舞曲」（後稱「台灣舞曲」） 在大會演奏，代表殖民地為日本隊贏得一面特別獎的獎牌。可惜日本擴張主義也同時抬頭，入侵中國與發動太平洋戰爭，不但為亞洲國家帶來苦難，也重創自已，首都東京與各大工業城幾被盟軍的地毯式轟炸夷為平地。

吉田主義

戰敗的日本滿目瘡痍，然而卻能在短短不到20年內復甦重建，1964 年第一次舉辦東京奧運，世界為之驚艷。戰後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所提出的國家重建理念開始開花結果，史稱「吉田主義」。吉田主義融合了重商主義與和平憲法的精神，全力發展經濟，不武裝日本，國防仰賴美國協防，外交上更是低調不出頭。東奧開幕前夕，新幹線子彈列車落成通車，向世人展現日本的工業實力。日本的生產線撤下零式戰機，將改以家電、汽車等民生工業征服世界。東奧後吉田主義繼續主導日本主流政治，把日本經濟推到80年代的顛峰。

然而後冷戰時代日本經濟發展開始遇到瓶頸，面對無數新的挑戰，有量大價低，來自中國世界工廠的產品、南韓3C產品與汽車工業的急起直追、歐盟整合成功、南美洲與東南亞國家活潑的經濟活動，這些都成為日本的競爭者，讓日本進入所謂的「失落20年」。加上中國崛起後，中日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上的利益衝突加劇，北韓的騷擾、恐怖主義的擴散，要求日本在國防外交更獨立自主的聲音分貝漸大，吉田主義已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不但經濟發展的瓶頸有待突破，戰後跟在美國後面的侏儒外交已無法解決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

安倍時代的來臨

安倍順勢而起，在2006年第一次組閣，一年後又閃電辭去首相。閣員的金錢醜聞固然是下台的直接原因，但參與阿富汗戰爭，挑戰中國與南韓的歷史記憶，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國防部戰後首度成為中央一級單位。這些作為再再打破舒適的吉田主義，以高風險的安倍主義取代，恐怕才是引發對安倍第一次組閣疑慮的潛在原因。然而神奇的是，五年後安倍奇蹟式的再度組閣，成為繼吉田茂之後唯一能夠回任的首相。

捲土重來的安倍更高調地倡議修改和平憲法，主張集體自衛權，強力捍衛釣魚台，推動以日本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強調日美身分對等，一方面加強日美結盟，分擔國際責任，成為亞洲秩序與價值的維持者等等。每一個動作都如走鋼索，然而不同於第一次組閣，第二次的安倍內閣卻創造了戰後最穩定的內閣。再從2014年底的勝選與今年7月的參院改選結果來看，安倍領導的執政聯盟大獲全勝，甚至跨過修憲門檻，意味著在經濟復甦不如預期的低氣壓下，安倍主義在民間的支持度仍然更加擴大。

其實安倍主義不是安倍獨創，早在2000年世紀交替前後，各元素已陸續出現。90年代資深眾議員小澤一郎便提出「普通國家」，或所謂「正常國家」，要掙脫戰後美國以和平憲法替日本設定的格局。在安倍第一次執政前後許多短命內閣的首相其實比安倍還激進，安倍只是集大成，出現在社會已準備好接受這些主張的時代。儘管如此，環繞在安倍主義核心的政策仍有不少敏感爭議，唯獨爭取舉辦2020奧運是個例外，很少被放到放大鏡下檢查，幾乎是全民共識，無人反對。

安倍第二次組閣後立刻積極爭取奧運，2013年還不辭千里迢迢前往阿根廷，親自遊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開會的IOC （國際奧委會）。當IOC宣布東京取得2020夏季奧運主辦權的消息傳來，舉國歡騰。環繞籌畫東京奧運所帶動的民間投資，顯然讓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得分不少。安倍內閣尚須面對2018的大選，能否執政到2020仍是未知數，然而不論何人接替，吉田主義終將被戰後出生的政治人物淡忘，一個國防外交更積極的安倍主義將成為主流。而在重回亞洲的功課中，如何面對台灣地位的問題無疑是重中之重。

從蒙特婁到東京，流亡中國的消失與民主台灣的出現

對於台灣，美國一直扮演著保護國的角色，但在冷戰結構下往往將台灣當成馬前卒，後冷戰又無視台灣政治已在地化的現實，幫中國扮演典獄長看守台灣，防止台灣走出虛妄的一中架構。面對台灣高漲的獨立意識視而不見，甚至出手干涉，視台灣為麻煩製造者，無意尋求一勞永逸的方案，得過且過。重回亞洲的日本與美國維持亞太穩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顯然必須比美國更積極地保證區域和平，不能用鴕鳥心態處理自家門口可能隨時走火的火藥庫。如果日本能成功擺脫戰後美國在亞太設定的格局，也許能為台灣創造出路的是日本，而能幫日本一掃戰後外交侏儒形象的是台灣。

當然，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有利於台灣的現狀改變必須由台灣發動。獨派保持建國論述的高度是必須的，但現實的做法不必陳義過高，以台灣之名重返國際舞台不必立刻上綱到尋求台灣法理獨立、入聯這種高難度的政治對撞。最好的政治宣言往往出現在屏除政治的動作裡。百年來奧林匹克運動的非政治精神是有其理想性的，秉持這個精神，奧運就必須糾正「中華台北」這個高度政治壓迫的標籤，讓台灣隊在2020東京奧運就叫台灣隊，再自然再合理不過，不是政治。就像當年加拿大堅持不准使用「中華民國」，就是不准蔣家政權將政治帶入體育場，任由他做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宣傳。

我們必須立刻主動向IOC 聲請正名為台灣。台灣固然在中國的壓力下尚不是一個法理獨立的國家，但IOC的會員不一定以國家為單位，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也不是IOC要處理的，這些政治議題都可先跳開。關鍵是IOC要不要堅持奧運憲章的精神，讓每個運動員有尊嚴地參與競賽，而自我認同的權利是人的基本權利，讓台灣合理地稱呼自己，這才是台灣爭取在運動場上正名的立足點。

中國當然會全力反對，以IOC過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法，IOC也當然會先拒絕再說。台灣必須據理力爭，說服世界使用「中華台北」的荒謬性，有違IOC憲章與奧運精神。其實這不是衝撞世界秩序的挑釁之舉，IOC類似的決議過去已不斷出現，如1960羅馬奧運，又如1976蒙特婁奧運。IOC一再要求台灣與中國區分，在不必更動國旗國歌的原則下，以台灣名義參加。蒙特婁奧運為了台灣的名稱問題鬧得滿城風雨的，最後IOC同樣也在中國的抗議下做出相同的決議，得到美蘇的支持，反而是台灣當局不接受而退出奧運。今昔不同的是，自認中國唯一代表且恐懼台灣意識的蔣家政權早已倒台，民主化的台灣當然不會和中國搶代表權，也不會反對使用台灣，用自己的名子代表自己，再正當不過。

然而政治無孔不入，意識形態與苟且的心態無處不在。不可否認，實際的挑戰遠比說道理複雜，除非地主國日本願意支持台灣，否則終將只是一個無人注意的獨角戲。然而日本願意抵抗中國可能全面抵制東京奧運的威脅嗎？日本可以不顧美國的指點、 IOC的制裁嗎？我們確實沒有一廂情願的理由，但不妨看看1976年加拿大總理皮耶杜魯多所面臨的壓力。皮耶杜魯多即為現任加拿大總理賈斯丁杜魯多的父親。

杜魯多的政治主張認為加拿大必須走出冷戰格局，在美蘇之間有「第三種選擇」，不再當美國的「童子軍」，這和安倍主義要走出不正常國家困境，不再當「外交侏儒」的企圖類似。杜魯多不顧美國的圍堵政策，早在1970年便與中國建交。承辦奧運後多次要求IOC處理台灣代表權的問題，但IOC均無具體作為。直到1976年蒙特婁奧運開幕在即，杜魯多終於高分貝喊出國王沒有穿衣服，台灣的政權不能代表中國，「自由中國」只是美國右翼政客的政治宣傳。杜魯多要求台灣代表隊保證不以中國隊自居，否則命令外交部拒絕發給台灣代表隊入境簽證，已進入加境者，如果持ROC標誌出現在開幕式，將加以逮捕驅逐。

如此大動作震驚全世界。由於奧運本身一向就具有高曝光度，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媒體天天以頭條報告此事的發展，比當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還被關注。美國正值大選年，福特總統與挑戰者卡特同聲譴責，美國奧委會揚言退出比賽，IOC更以取消整個奧運威脅，不准蒙特婁運動會掛奧運招牌。蘇聯則強調這種事不會在四年後的莫斯科奧運發生。連加拿大自己的輿論也大肆批評，國會要求杜魯多前往國會解釋，面對唇槍舌戰。除了欲置台灣於死地的中國幸災樂禍外，全世界都反對杜魯多，杜魯多自反不縮，而他唯一的武器只有一個：事實─台灣不代表中國。最後他贏了。

蒙特婁之後，流亡的中國從奧運場上消失了，當年賭上數百名運動員參加奧運的機會，力挺國民政府的美國不到三年就轉頭與中國建交。40年後最大的不同是，當年戒嚴的台灣已從中國流亡的法統轉型為在地的民主國家了，今天台灣的主張與當年杜魯多的一樣，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台灣就是台灣。但如果台灣主張這個已經遲到40年的事實，日本有決心為這事實背書嗎？全世界會以如1976年對付杜魯多的力度反對嗎？其實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日本的國力遠高於加拿大許多，至於日本能否主張它的價值？安倍主義能否帶領日本，在中美兩強之間走出正常國家的第三條道路？或者安倍主義只是另一件國王的新衣？我們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