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二二八變了

友善列印版本

臺灣——一個永遠不作根本「轉型正義」之國,造成我們至今未能進入一成熟之民主國家。其中最大原因之一,除了全世界最富有黨產造成畸形、不正義的選舉外,就是1980年代後,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我們選擇一最廉價,無流血,世俗化,快速且無文化修正與提昇之「非轉型正義」。我個人把他分成幾個時期。

一:1986-1990 民主狂飆期

1987年一月,鄭南榕由被莫名其妙因有人控告違反選罷法,就被收押八個月後出獄,利用其黨外雜誌《時代週刊》結合全國有識之人士與剛成立之民進黨,開始解剝40年禁忌,進行全臺「228和平日促進會」籌備。這是延續1986於龍山寺不成功的「519綠色行動反戒嚴」運動後又一石破天驚之舉。當初之訴求受限於參與者與社會認知不足,反對勢力新成立,歐洲轉型正義未開始等等,因此停留於真相、撫慰與紀念碑層次。

但228這三個數字是中國國民黨執政之taboo(禁忌)、也是魔咒與魔棒。用魔咒統治,欺騙臺灣人,用魔棒打壓任何反對人士。知者既無能亦無力反抗,不知者就永遠當「快樂豬」。但這群臺灣唐吉珂德一路由臺南上來的全臺遊行、演講,被國民黨情治軍警包圍、歐打、騷擾,卻也感動更多勇敢臺灣人。

1987年2月 28日, 有數萬人不顧戒嚴法仍未解除,聚集在距離大屠殺引爆點最近之北市永樂國小舉辦演講會,並對臺灣之血淚反抗歷史作最大救贖。但反觀加害者,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參與旁觀。最後威權者蔣經國於1988 年初去見他獨裁者父親後,新的所謂「民主先生」在與國民黨反動,保守勢力鬥爭中上臺,但打壓民主運動並未停止,1989年4月 7日,鄭南榕自焚,1989臺灣首座228紀念碑歷經司法迫害到完成。這一段李登輝先生箇中角色仍是未解秘歷史。基本上,到1990年228禁忌已被完全衝破,理應進入正義重建期。

二:1990-2000國民黨儀式性接收與金錢補償期

中國國民黨在由李登輝總統當政期,由立法院到總統府到各級政府,對內有鬥爭,在228議題卻轉換為用儀式性禮儀來轉換外在對此責難。對於真正轉型正義當然不積極進行,社會有逼一步,他才退半步。

1995 年設立之補償條例而非賠償。至於深層之司法正義、人權名譽恢復、教育內容之導正與社會輿論方向等——能建立文化價值觀者——皆完全不觸及,因加害者也是執政者,加上從無國會多數之反對黨,社會力只能有限度要求,中國國民黨樂得用表面功夫與金錢來拖延與應付,又是一典型「我依法殺人,百姓付錢」案例。1996年江國慶案件即為明顯例子,公務、司法人員不能從歷史中學習。

三:2000-2008民進黨蕭規曹守,進步有限期

基本上,民進黨對完整轉形正義之內涵亦無甚多認知與探討外,更因國會居少數為藉口,除在檔案更開放,學術上責任追究外,相對在司法與文化修正上著墨不多。藍綠對決,耗盡執政時期。228只能在加強年度儀式與歷史不導正中繼續放國定假,如何利用歷史事件來重新付於社會全盤性之認知與警惕上,並無太多有形、無形建樹。

四:2008後,儀式鞏固與歷史淡忘期

馬英九政府上台後,除找出支持他的受難者後代付於職位與相呼應外,更不可能有任何作為。社會力更弱化到辦一場幾百人遊行,放假成為大家歡樂之事。要在事件中找意義與社會進化已成空谷之音。

近代歐洲(尤其德國、部份東歐國家)在1990開始能從二戰期間極不人權問題轉化、救贖成世界人權標竿再確立與生根。我們可看到除內部對威權勢力剷除、修護,社會教育外更可看到其人權輸出,例如德國對於憲政民主與國外交流。但現今臺灣從世界孤兒到中國俘虜再加上我們又無內部反思向善力度,1980年代種下不良與畸形種子是不會結成豐收之果,這種代價也要世世代代去承受,小者付江國慶案賠償金,大者臺灣永遠找不出自我救贖之道,因執政者找一便宜,有利之術,社會也進入無本生意之苦。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