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潔想想】全民公審是否能改變社會？

近日動物保護議題，隨著桃園簡醫師的過世，以及國軍虐殺小白的事件曝光，再次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甚至國防部長也因此出面道歉，相關人員也遭受到懲處。近日，又爆出了台大學生在虐殺大橘子之後又殺了蔬食餐廳「動物誌」店貓斑斑，不幸的消息點燃了愛護動物民眾們心中的憤怒，還有七八百人要組隊前往「旁聽」台大生的開庭狀況，希望給法官壓力重判之。

我常在想，懲罰那些犯錯的軍人們，或者重判台大的陳同學，對於台灣社會整體的動物保護的意識是否有提升呢？社會大眾有因此更加了解動物保護的概念嗎？抑或是一次次情緒性的發洩，船過水無痕？

我想先從20年前的一個小故事談起。

我從小雖然和狗一起長大，但我其實非常怕狗，我家的馬爾濟斯「瑪莉亞」總是在我要摸他的時候咬我一大口，或者每天連續吠叫好幾個小時，叫得我精神耗弱無法唸書。我並不了解他，我想他也不了解我，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從來不交流，狗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家中物體，但好像不是和人類一樣的生命，我只知道我阿嬤的狗有時候會有人帶他去洗澡，過幾個小時狗就會帶著過分鮮明的化學香氣回到家中。直到有一天狗沒有回來，阿嬤說幫狗洗澡的人把狗放在烘箱裡烘死了，留下瑪莉亞的幾個孩子（是的，我阿嬤沒有幫狗結紮，還帶她去交配生了一堆小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阿嬤是否有因此而傷心，至少當時年幼的我，對他的死亡沒有悲傷，只覺意外，像是家中突然丟掉了某樣東西。

我的經驗告訴我，生命的重量與連結並不會自然產生，必須透過教育和互動來建立，我們對人的同情和同理是來自於從小從生活中體認到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人有感情和感受，會有喜怒哀樂與痛苦，然而如果孩子沒有從小理解到動物也是生命的一種，又如何期待他善待這樣的生命呢？而台灣的社會對於貓狗被虐殺的情緒反應如此之強，卻時常也聽到社區民眾合力通知捕狗捕貓隊，將流浪動物趕出社區，或餵養浪貓浪狗的愛心爸媽被民眾辱罵。當貓狗死亡時，這似乎是一條重要的生命，但平常的生活中我們又不想讓這些生命與我們在社區中共存，不同的標準確實有些令人不知所措。

並且在台灣的法律中，寵物為「物」，台大陳同學殺害斑斑比殺害大橘子可能刑責來得嚴重，除了再犯的因素之外，在法律上，斑斑有主人，所以「偷竊」、「傷害」有主之物，自然比傷害無主之物刑罰要來得高上許多。而這其中些微弔詭之處，即在於「無主」與「有主」的差別。比如說：動物誌也有說明，斑斑本來就是街貓，他們只是提供一個友善且能遮風避雨之處，讓斑斑能夠吃飽飽好好休息，這和大橘子的差別在於，大橘子是由所謂的「愛媽」進行固定餵食，場所是在街頭上，故在法律上的定義他是「街貓」，但斑斑的「愛媽」是一間店，所以斑斑某個程度上會固定的回到這間店，所以在法律上他是「家貓」。

但實務上，街貓／犬和家貓／犬在台灣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台灣的政策擬定方向是認為飼主對飼養的寵物有其權利義務，但如果是鄉間許多半放養的貓狗呢？斑斑和大橘子，前者為半放養，後者回街頭流防動物，難道他們兩者有生命價值的高低？有主的動物價值比較高？這都是法律的規範還需要多方討論之處。

現行許多縣市的鼓勵結紮補助政策，也都強制規定是要有飼主的動物才能夠接受補助，因此許多愛心媽媽和TNR團體（Trap捕捉－Neuter結紮－Return放回）都被迫名下登記許多動物，才能夠順利地獲得補助，將街頭流浪動物完成結紮放回的工作。此一狀況不但讓街頭結紮工作進行困難，許多愛心媽媽爸爸也被迫冒著「棄養」懲罰的風險，法規不貼近實務狀況，確實需要改變。

全民公審殺貓虐狗的犯案者，在網路上狂罵他，或者肉搜他們的家庭狀況，並無法徹底解決以上目前動物保護狀況所面對到的處境，我相信虐狗的軍人和殺貓的台大學生，都不是在台灣的首例，只是被現代的網路社會公佈出來，病理化或隔空診斷兇手，也沒辦法讓台灣整體往更好的方向去。制度與法規上必須調整，同時也配合教育現場的多元生命呈現，同時建立一個更動物友善的社會，才能讓憾事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