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教授
習近平雖然屬於紅二代，但過去幾乎是孤鳥一隻，不屬於任何政治派系或地方勢力，也許這正是他被「民主推薦」的重要原因，但同時也是他在黨內想要鞏固權力的最大挑戰。就十八大的其餘六個政治局常委而言，目前只有王岐山是習的政治盟友，其他五人分屬不同的政治派系或地方勢力。就其他的十八位政治局委員而言，除了習近平的重要幕僚栗戰書外，雖然都臣服於習的領導下，但都各有不同的政治淵源或地方背景。而黨內各部門、國務院各部委與地方省級領導一把手的情況也差不了多少。這就是習近平要突破的權力困境。
習近平的解決之道之一，是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將所有的權位集中在自己身上，目前習已經掌握了「十二把刀」。華國鋒曾是中共黨史上兼任職務最多的領導人，當年沒有國家主席、沒有政法委，他一度身兼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公安部長。但在中共歷屆最高領導人中，權力最大的首先是毛，其次是鄧，而毛和鄧擔任的職務卻不多。在中共體制下，職務不等於權力。職務多不等於權力大，職務少不等於權力小。因為決定權力實際大小的，除了職務，還有聲望，還有人脈或曰派系。
習近平的解決之道之二是培養「習派」，本文所指的「習派」包括四個領域，一是舊識或同學同鄉；二是「閩江舊部」；三是「之江新軍」；四是「浦江舊部」。當然，外界也有把「習派」統稱為「之江新軍」，但實際不然。當然，這四個領域的分類都存在某種程度的含混模糊，政治派系本來就是非正式與非制度化的黑盒子，本文目的只在於歸納出習近平的「用人哲學」與派系結構。
就習的舊識或同學同鄉而言，目前浮出檯面的代表人物為中辦主任栗戰書、中組部副部長陳希、遼寧省委書記李希等人。「閩江舊部」則包括國家能源局副局長鄭柵潔；發改委第一、二副主任劉鶴、何立峰；公安部紀委書記鄧衛平；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蔡奇等人。「浦江舊部」則包括習辦主任丁薛祥、中央警衛局長王少軍、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慎海雄等人。
「之江新軍」是指二○○二年至二○○七年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浙江舊部，包括舒國增、黃坤明、鐘紹軍、施克輝，陸續坐到了中央會議的中直機關幹部坐席區。黃坤明擔任中宣部副部長；鐘紹軍則直接肩掛大校軍銜，在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要職。在地方上，夏寶龍、李強分別擔任浙江省委書記和省長。巴音朝魯現任吉林省委書記，是省委書記中唯一的少數民族幹部。陳敏爾現任貴州省委書記，樓陽生現任山西省委副書記，陳豪現任雲南省長。在習近平曾經工作過的上海，還有兩位浙江官員：原浙江省高院院長應勇，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另一位是剛剛調任寶鋼總經理的原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
目前被歸類為「習派」的人，還包括那些「神秘舊部」、「歸順」、「打進習朋友圈」、「被習賞識」的人等不一而足，顯示「習派」還在發展之中。外界對習近平的「用人哲學」評價並不高，包括一是好用舊部，二是喜用低調務實的官員，在此前都「名不見經傳」。習選人用人與其個人經歷有極大關聯。習接班的過渡期較短，令他在人事布局方面可選擇範圍較窄，而這種用人格局，可能會造成一個封閉的決策系統。
外界也注意到習近平與同事和顧問、國家部委的技術官僚們保持著更遠距離，做決策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識和直覺。習近平嚴格堅持其權威地位、不放棄任何權力的做法，或是他文革經歷的結果，信任是那代人所缺少的東西。但習近平統治的核心集團是中共統治六十六年來最高深莫測的團隊，這不僅讓外界難以瞭解中國的真實意圖，也缺乏向中共最高層傳達心聲的管道。
也許「習派」成軍的速度太慢，或是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因此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於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明確了「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乾淨、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這四類幹部必須進行組織調整，為推進幹部能上能下進一步提供了遵循，可以預見，「能上能下」新規的出爐，作為中共對組織層面的一個重大調整，將會對中共的人事體制產生重大的撬動效應，並為抓好這項試點進一步提供了遵循。
據說，習近平還提出一份省部級以上「能上能下」的名單進行了商議，這個名單不但涉及所有省部級高官的升降，還直接涉及兩年後中共十九大五位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接班問題。習近平想要一把抓的企圖太明顯，至於他能不能成功？得看後續的人事變動，才能進一步判斷。
姑不論習近平是否提出這份「能上能下」的名單，光是這個規定的出台及其內容重點集中在「幹部能下」的討論，就可顯示習近平對整風運動與反腐運動的成果並不滿意，對現存中共權力結構的幹部有意見，所以才要把黨內整肅提升到定義更抽象、範圍更擴大的層次，不然何謂「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乾淨、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
整體而言，習近平是在上任後才開始找自己的班底，所謂的舊識或同學同鄉、「閩江舊部」、「之江新軍」與「浦江舊部」，乃至於「神秘舊部」、「歸順」、「打進習朋友圈」、「被習賞識」的人等，都是從習近平個人在各地的從政經驗發展而來。目前為止「習派」的派系結構特色有三：
（一）「習派」是沒有系統與地盤的「雜牌軍」，既不像「團派」般由黨內固定的培訓系統所養成，更不像「上海幫」一樣有固定地盤來培養其派系根基，換言之，「習派」並沒有自己的派系政治基礎，完全靠習近平一人的支撐。
（二）「習派」成員是習近平個人從各系統與各地方拉拔拼湊而成，各成員之間的認識不深，甚至缺乏派系政治所需的橫向聯繫，以致成員相互間也會缺乏忠誠與信任，甚至對習近平本人的忠誠與信任都是可疑的。那是因為「習派」成形於權勢與利益之中，而不是患難之交，也沒有革命情感。
（三）「習派」在目前中共黨內的政治結構中，人數太少、位置偏低、權力不足。光從現有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與政治局常委的人數比例，就可明顯看出「習派」的能量仍然不足。習若要形成足夠班底來控制中共黨政軍這部龐大的機器，恐怕得等到二○一七年的十九大以後，雖然如此，屆時還不見得能夠完成。
總結而言，習近平有兩大關卡，其一是中共十九大能不能如其所願，對習的個人集權再上層樓？即便如此，習在權力鞏固的路上仍未到達終點，何況誰來接替中紀委這個「第二個黨中央」或「黨內的巨獸」位置？王歧山的確是一奇人，對共產黨有使命感又無後顧之憂（無子嗣），在人生末期創下中共黨史反腐敗的耀眼紀錄，但是他的年齡註定在十九大就要下台，後繼顯然無人。王若不退，勢將挑戰中共已然成形的政治規矩。
其二，假設習近平個人集權順利完成，不只是「十二把刀」（甚或更多權位）流利揮舞，連黨內、軍內與國內都是由「習派」主導與控制，論時間那也該到中共二十大才會大功告成，若是如此，試問誰來接習近平的班？誰能接習近平的班？更重要的是，個人高度集權的體制真的對中國好嗎？
也許這才是習近平為中共所帶來的大難題！
（註：本文摘自《習近平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徐思儉主編，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