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預算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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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知道,民主就是數人頭,但是少數人的意見就會被忽略掉,因此,政治學大師道爾(Robert A. Dahl)認為,民主的程序,要保證讓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來表達觀點。哈柏馬斯(Habermas)也認為,公民瞭解公共事務的機會以及政治的意志形成,則有賴於公共討論。這些論述就成為審議民主的基礎,從而發展出參與式預算的施方式,特別是2014年柯文哲醫師當選臺北市長,積極在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是制度化地讓市民可以參與預算的提案和審查,藉此達到市民對市政興利和除弊的雙重目的,這種制度不是臺北市首創,1988年巴西工人黨在愉港(Porto Alegre)取得執政權,1989年起推動參與式預算(葡萄牙文為orçamento participativo,簡稱OP),一系列由下而上匯集公民意見的決策過程,逐步推展。市政府公開所有預算,包括人事費用、公共債務、基本服務、投資、發展等,組織各種會議,協助公民參與討論,公民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參與公共預算的決策和控制,不僅逐步將資源轉移至公共服務項目和較貧窮的社區,還促成了各種基層社區組織的蓬勃發展。

而後,參與式預算在各國積極推動,其模式有三:

  1. 以全市為範圍的一部分預算(巴西榆港)。
  2. 社區的特定專款(紐約和芝加哥市市議員的分配款)。
  3. 特定族群或議題的預算(波士頓的青年參與式預算)。

臺北市政府於2014年4月1日成立「臺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分為三個工作小組,有:公民參政組、開放資料組及參與式預算組,其中參與式預算組由民政局主政,每個月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負責規劃參與式預算的執行模式、教育推廣、人才培訓及提案審議機制。小組已經完成「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公民提案與審查作業程序-市級」及「區級」,作為參與式預算推動的流程依據,並且在市政論壇網站及「參與式預算」專屬網站,揭露相關訊息。

同時,市政府也成立師資輔導團,積極進行公務員及市民的培訓,包括:說明會、初階進階及審議課程等人才培訓課程。這些人才的儲備,是為了今年度可以進入實質的提案和審議。今年初,市政府媒合臺北市內的大學、社區大學等,與12個行政區合作,協助區公所進行提案和審議。

由於國人對於參與式預算制度較為生疏,而過往的民意表達,大多是由市民向里長或市議員(立法委員)陳情,里長或市議員會向市政府相關職責的單位反映,相關單位就會安排現場會勘,直接和里長討論後,找出改善對策及經費,就可以剋期解決問題,這種模式看似極有效率,但是對於民主社會的落實,有很大的落差,甚至於造成篩選式的民意反應。

5月起,在12個行政區陸續進行提案審查,從召開說明會暨住民大會,向市民說明本計畫,並徵求提案構想,第一階段共有33案成案(尚不包括大安區可能有16案),可以說市民參與相當踴躍。然而執行過程也浮現若干瑕疵,例如宣導不足,很多人不知道參與式預算是什麼,也有市民對政策執行沒有信心,有些里長和市議員擔心其法定職責和監督權力會被剝奪,也有里長大罵化簡為繁,提案過程太冗長,把行政程序弄得太複雜。但是有些里長正好相反,非常重視這項新政策,還動員里民來投票,以致於被質疑黑箱作業,有的里長認為「比議員選舉還不民主」。不過有的民眾,像我的網友CHEN先生認為,換票動員難免,有意願動員表示有熱忱動力,能動員表是人面廣,這都未嘗不是好事。上路幾次,大家有樣學樣,有心人操作空間也就變小。

由於我是臺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參加參與式預算小組,擔任師資輔導團團長,我也積極參與教材的規畫,擔任講師或觀察員,因此,抱持著學習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來省視參與式預算推動的過程。

參與式預算到底是什麼?在臺北市可不可行?我認為,這種公民直接提案,來決定部分公共資源的模式,在今年實務推動中,我看到很多過往被忽略的議題,例如:毛小孩、街友、老人、婦幼、新住民、青年創業、兒童嬉戲的公園等,在各行政區都得到很大的關注,這和國外的經驗互相吻合。參與的民眾有的是自發性,有的是在地公民組織,當然也有一些由熟識的里長或社區意見領袖邀請來參加,讓我們欣喜的是有更多對公共議題較不關心的市民,也踴躍參加討論和提案。至於,有些人質疑里長動員里民來灌票的現象,我倒認為,傳統上由里長或市議員代為表達民意需求,如果能夠藉由參與式預算的制度,讓公共資源經由里長動員在地的民眾,甚至於在里民大會,一起參與公開的討論和決定,未嘗不是另一種型式的民主的深化。

而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是否適合參與提案,這個議題我們在6月24日小組會議也有討論,大家認為參與式預算制度正處於建立機制與推動初期階段,備受各界矚目,委員宜共同致力於制度之完善建立與順利推動,暫不宜參與提案,以避免有利益衝突之疑慮,建請與參與提案的委員,撤回提案或退出提案的名單。

我認為,在公共事務參與的路上,萬事起頭難,大家做中學,做中改,希望這個結合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機制,有機會在臺北市逐步落實,產生良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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