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民族主義,到個人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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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民族、民粹愈漸發達的今日,全球選舉及社會運動似乎走向越來越個人風格的表態。「當政治人物能讀出選民的心聲時,他就會當選。」這是毫不意外的結果。在人民作主的時代,愈能瞭解民意,供給人民需求,那麼當選人民代表也是必然。這也是政治家兼哲學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提出「託付說」(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的精隨。這位「代表」是選民的喉舌,他純粹服務於民,根據選民的期待而誕生,並沒有額外的權力行使自己的利益或意識行動。

所以當「代表」能夠讀出大眾心聲,他就會當選,因為他反映民意,他就是民意。可是民意是正確的嗎?或說民意就應被完全採納,而「代表」不應該融入自己的意識,做出正確的判斷嗎?但這樣你可能就不會當選,如同伯克自己提出的第二項假說「委任說」(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他在1774年一場對布里斯托(Bristol)選民的演講中提到:「當一個人從布里斯托當選議員後,他便不再只是布里斯托選區的議員,而是一位國會議員。當這個議員遷就選民意願而犧牲自己判斷時,是在背叛你們,而不是為你們謀福利。」﹝1﹞

身為選民的你聽到這裡會開心嗎?這是否代表你先前端出的牛肉都是假的?或說你選上後,有更高的政黨福祉需要兼顧就忽略選民?如同他1774年講到:「他不帶有偏頗的意見、他成熟的判斷、他受啟發的意識,他不應該為你犧牲,甚至為任何人、任何人民團體。」﹝2﹞這種高人一等的說法難怪會引來馬克思與許多左派人士的批評,他追求自由,但這個自由卻又未必是人民想要的自由。而當次他也沒有當選。

所以從民主制度開始,人民的意見逐漸被聽到,一直到現在走向民粹式的選舉風格不令人意外。知識分子的菁英思維常忽略底層百姓的感受。為了國家好、為了政黨好,但如果我們吃不飽、孩子養不活,哪來時間有偉大的情懷為更大的主權操心?

因此當菲律賓的總統候選人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當選、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支持者這麼多,或全球日益走向民粹主義作風的趨勢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一改先前「代表」們的作風,聽見基層人民心底的聲音。

但這位「代表」真的聽見基層人民的聲音嗎?或說只是先激起我們對原先政府的不滿,以及他的言論之認同,再轉彎回自己的意識形態?根本地說,是從原先的民意託付人(Delegate)轉回自我意識形態的委任人(Trustee)?

民主,根據維基百科定義﹝3﹞:「廣義的民主應該是人民當家做主,既在一個完整的民主的社會裡人們從一出生就平等,人們不僅對社會生產資料有共同的占有權的同時人們對社會也負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

而民族主義﹝4﹞:「包含民族人種、與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主張在(各民族和人種)意識形態相互認同前提條件下以擁有相同國籍的民族共同體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

它們可以不是衝突的,關乎的是是否「認同」為同一民族,而「認同」是政治操作下的產物,若加以煽動挑撥,即便是同一血緣也可以不是同一民族。但若像是初生嬰兒,他們並不會詳加區分有無血緣關係或細微的不同,在乎的反而是有無同享、有無滿足。

廣義來說,不同性別是不同族群,不同年齡是不同族群,不同階級也是不同族群,因此這在歷史上反覆上演分裂又融合、融合又分裂的戲碼。但這些不同族群真有實際上的極大差異嗎?還是它們就只是存在想像中的裂縫?

裂縫中以意見領袖為「代表」,而「代表」的言行一方面必須反映民意,一方面也必需承擔起結合不同族群、不同利益、與國家整體三種考量下做出最妥善決定的責任,這並不容易。但絕非像伯克所言只是民意託付人或政黨委任人的兩極。兩極會造成分裂,分裂促使一個國家的族群間相互對抗,驅迫政府與人民、或人民與人民的劍拔弩張。

當今的民主似乎在倒退,聽見民意是好事,但走向民粹則是一件恐怖的事。如同川普說出很多人不敢說的話,所謂「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這反倒讓很多人支持他。也就是說,其實人民心中有許多真實的想法不敢去說、不敢去看、甚至表面上撻伐它,但骨子裡其實吶喊著「說的好啊!」這種從個人內心,到選出的「代表」們身上不斷上演。人民心聲的不一致,政治人物表態的不一致,導致有人說出真心話時,如同川普等人,若照這個趨勢延燒,即便這次落選,下次,或在全球各地,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川普當選。

佛洛姆曾說過﹝5﹞:「任何一個社會本身並不會主動的產生不同的個體,但是它會決定在這個環境中,哪幾個潛在的驅力能產生實際的影響力。⋯⋯人類整體也是如此,所謂歷史,就是人類發展潛能的過程。」

「主動」產生敵對或友善的態度並非常態,除非它在環境中被誘導、或意識到脅迫自身。而這會產生一種「驅力」,是促使你「主動」表態的力量。因為「驅力」內含著主體性欲望的意識,和外在環境推波助瀾的潛意識。所以當個體的意向是如此,再加上有位權力發聲者的鼓舞,於是暗地支持者一一浮現。由於得到權威者的認同,這再也不是只能偷偷說嘴的想法,反而還能公開舉牌,爆走於和平之間。這讓原先不看好川普的媒體或群眾都大為震驚。因為這股影響力讓心中蘊含對女性的不滿、對其他種族的不滿、對不公不義的不滿,透過權力者的吶喊,將心中不吐不快、平日無法明講的偏見與歧視獲得一種替代式宣洩。

像佛洛姆所言,由憤怒、殘忍的言論可引發個體的激情,這種激情是對於生活與內在不滿的反動。它能迅速達成,透過公開暴力與侵犯式的行動,可謂大快人心;相較愛與和平,這需要傾聽、學習、與對話等更為複雜的延宕式滿足,現代人無法接受;因為前者的激情不須人做努力,不用忍受於模糊與格律之限制,不用思考他人貧苦與克服貪婪之慾望。

但何以讓社會產生如此激情的驅力?

因為這是一條阻力較小的路,讓複雜的生活變得簡單。當我們不需思考他人的痛苦與貧窮,也就不會讓自我想到自身可能陷入那樣的狀態;同理心是一件麻煩事,你會進入他人內心感受他所感受,然後看見自己也有、卻不願承認的那一部分。因此,倘若自我內化了痛苦的象徵存在,貧窮也是自己可能陷入的情形時,會造成自我內在焦慮和動亂。這讓我們帶上一層面具,甚至很多層面具,才不至於招受自我對「未來的想像焦慮」。像是歧視女性的言論讓你在公司對女老闆重新在心中取得一份凌駕在她之上的感覺,而非當前工作沒盡到責任快被裁員;另一種則是「概括性的想像恐懼」,如禁止特定族群活動或進入疆界,像是穆斯林不代表恐怖分子。但我們不會這麼想,因為焦慮與恐懼是主導我們思考與行為的關鍵,即便再怎麼理性的人,一旦情緒被煽動了,意識很難保有原先的智性,也容易導致更為不安的狂躁或憂鬱。

但仍「只有意識才有資格決定形象的意義,並辨識出它們在當下對人類所具有的意旨,也只有在意識與潛意識互攝共運(inter-play)的狀況下,潛意識才能發揮其大用,甚至可以為超越空洞空虛的鬱卒,指引一條出路。」﹝6﹞阿尼拉‧賈菲以榮格的思想闡述藝術,但這個道理,似乎適用於所有現代人。

也就是說,我們須先倚靠意識的啟動才得以化解這些不安的想像。個人層次上,這個「啟動」意味著與潛意識相接,瞭解自我不願正視潛意識中的陰影層面為何。它並非壞東西,而是被掩蓋住,因著某些原因讓我們「投射出自己的黑暗面、世俗的陰影、以及他們自己和所處的時代都已丟棄的心靈內涵。」當意識與潛意識相接,和平過渡與共處時,愈能做出符合人性的判斷,因為在心靈深處,「我們」與「他們」並非有想像中的鴻溝,反而是一巨大的融合體,彼此共通。

社會層次上,觀察者、監督者、主政者理想中的要務是看見集體意識的洪流,和集體潛意識的暗流。洪流如何將人群冲往彼岸的極端?暗流如何將人群轉向沙灘的擱淺?最後,怎麼將個人與社會的需要平衡,不是只有新自由或舊保守的思維運轉?但願執政者眼光放遠、放深,透過盡可能開放的相互對話、相互理解,從中鍊造出整合當代多元社群的國家。

 

參考資料:

  1. http://goo.gl/cSQJYg
  2. https://goo.gl/gEA7au
  3. https://goo.gl/Aybmgd
  4. https://goo.gl/ndpCNM
  5. 佛洛姆。《健全的社會》。志文出版。
  6. 卡爾.榮格/主編。《人及其象徵》。立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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