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想想】六四週年 那個最後被抽掉的專訪

上週六，是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27週年，台港兩地都舉行弔念活動。在香港，儘管有部分大學學生會領袖發表「平反六四非港人道義責任」、「是否應有完結」的言論，而引發社會激辯，今年在維園舉辦的晚會，仍有超過12萬人參與。

蔡英文總統也在臉書發文，呼籲中國當局賦予人民更多權利，並化解過往歷史傷痛。在台北自由廣場上，也有學生舉行晚會，千人參加追弔死難者。

在大家努力要記住那段殘酷的歷史、在新生代對六四事件的理解越來越淡，並為要繼續弔念與否，而出現爭論的當下，我想起去年此時所發生的事。

那是6月2號上午，我短暫從南韓回到台灣，結束在高雄旅遊休養的行程。在準備回老家台中的路上，一位任職於南韓主流大報A日報國際部的記者K先生，經友人介紹而來了聯絡。

「六四事件要週年了，我們希望做一個專題，想說有沒有機會能跟學運領袖王丹做個越洋專訪？」他在簡訊中緊急提議。

K記者出生於1988年，僅大我兩歲。我們都未經歷那段風雨的日子，但成長於台灣的我，至少從歷史課本上知道天安門慘案，每到週年也都能在電視新聞上看到；大學時碰到王丹來學校客座，有機會認識並聽他講述當年歷程。

我很開心看到有記者願意提出這樣的專題，特別是韓中往來日益頻繁地當下， 多數韓國人不一定清楚知道六四事件。面對南韓同業想要做有關中港台的採訪報導，我通常都是盡可能幫忙。

「那有什麼問題，我現在幫你聯絡問問看。」我欣然回答道。由於K記者希望專訪能在6月4日刊出，作業時間已不多，我們得加緊腳步。

我一邊給K記者建議，一邊也幫忙約王丹受訪，最終得到他同意。幾年前，王丹才跟我說，銷量頗高的韓國B日報也曾聯絡上來希望採訪，卻沒為他接受，所以這次專訪對K記者來說是獨家新聞。

為慎重起見，我跟K記者提議，把原本擬得太過基本與簡單的提問都給拿掉，另外再設計更深的問題。K記者很用心地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閱讀，要在文章中一同介紹。同時，採訪問題除了對六四的看法，還觸及中國崛起、鄉村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問題，還有對南韓讀者想說的話。

K記者靠著意志力完成工作，我也用自己的熱情幫忙著他。克服困難，在取得王丹回覆後，趕緊把受訪內容翻成韓文。我幫他找好相片，他也趕在前一天的編採會議上提案，同時完成撰寫，力求在隔天報紙頭版或其他版上大篇幅刊載出來。我們有信心，這會是一篇對韓國讀者很有啟發、且極具價值的報導。

沒想到隔天，K記者難過地又來了聯絡：「專訪報導最後被總編輯給擋掉了。」

「我們已經極力爭取，結果還是沒有成功，真是很抱歉。」他說。「總編輯的立場是擁護新自由主義的，比起民主化議題，更重視經濟發展。我們在想，他可能不想刺激到中國。」

這位記者非常心痛，當晚不斷傳訊道歉，甚至一度起了離開報社的念頭。

南韓報紙在北京皆有駐點特派記者，同時，大報也都設有中文網，或和中國媒體建立合作關係，企圖拓展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1989年，北京激起腥風血雨的日子，南韓各報都把天安門事件擺在頭版，大幅報導。「中國軍天安門大屠殺」、「北京濺血的星期日」等標題，一一出籠。

時過境遷，韓中已建交。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韓前，特別署名撰寫了名為「風好正揚帆」的文章，盛讚韓中關係發展合作。抵韓當天，這篇投稿同時刊載在銷量最高的《朝鮮日報》、《中央日報》與《東亞日報》上。過往時日，三家都是反共立場鮮明的報紙。

「雖然專訪是由首爾這裡的記者撰寫，但若刊載出來，他們家北京特派可能日後會碰到『問題』。」一位曾駐京多年的資深前輩說道。

會有甚麼樣的『問題』？可能是採訪重要場合會受阻、或申請證件被刁難，或是報社合作機會與廣告被拔除；有可能明著幹，也有可能暗地來，誰也說不清。只是，大家會感受或預料到「無形」的壓力。

目前，包括大報在內的南韓各家媒體，處理中華圈時事，雖然有其技術層次或視角問題，但還不至於會刻意忽略近來台港兩地對中國的憂慮與連串的示威抗議，或掩蓋掉對中國的批判意見。

但「比起民主化議題，更重視經濟發展」的功利思維，我很難不看作是變相的自我審查。在這樣的心理下，南韓媒體如何挖掘並帶給讀者更忠實的中國消息，對此我深感疑問與憂慮。

相信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