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不想想】隨機殺人 我們可以少關心一點

兩年前，台北捷運殺人事件後不久，跟現在差不多的氣氛中，我在臉書寫了一段話，大意是：有些人類行為，終究是犯罪控制跟社會改革都管不了的，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最好聚焦在管得了的事情上。

人們在隨機殺人相關議題上進行言論熱戰，批評政府解決不了問題。即使主張的途徑不同，論者們有個很大的共同點：都覺得這社會正受到隨機殺人的嚴重威脅；這個問題很迫切、很重要；為解決這問題，我們應該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本文要指出這是很大的誤會，而且是危險的誤會。我們為了太想「解決問題」，踏出的步伐，可能非但無法通往想去的地方，反而導致災難。

Getting more frequent?

一直以來投入論戰或互罵的可粗分為兩方，相較於「廢死vs.反廢死」、「左派vs.右派」之分，我目前能想到更切題些的，是把兩方稱為「社會改革派」跟「重刑派」。

社改派強調案件的社會因素，認為政府跟大眾應從社會面解決問題的根源，方法是促進社會平等與包容、縮小貧富差距、加強社會安全跟福利等。相對的一方，顧名思義支持重刑，包括死刑，並主張加強監控可能的犯案者及案發環境。

重刑派向來很警覺犯罪事件，不足為奇，現在是連社改派也習慣聲稱「台灣的隨機殺人事件愈來愈頻繁，發生的時間間隔愈來愈短」，這句警告不知何時成了公認的前提。

但真的是這樣嗎？又代表什麼？

參考沈政男醫師的整理，案件是不是真的愈來愈密集，持平說，沒有那麼絕對。你如果取不同的時期片段，會得到不同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第一，這些被統稱為「隨機殺人」的案件，是否性質都一樣？沈文對此已有著墨。第二，在一個2300多萬人的社會，這樣的案件數，是否真能說明趨勢？

這案件數算多嗎？確定的是沒有人會嫌少。如果上一件隨機殺人案跟上上件相隔半年，然後這次又發生了，算算跟上一件相隔已一年，你會因此鬆一口氣，盛讚案發頻率降低、社會變得加倍安全嗎？

才不會。你也不會想到台灣的暴力犯罪率在近20年基本呈下降，官方統計已發布的近十年更是顯著，這趨勢跟多數發達國家相似；你更不會想到鄭捷殺四人那年，全國的車禍案發後24小時內死亡人數是1819。

Not much can be done

這就是重大、特殊犯罪事件的心理效果，它觸動人們的好奇、恐懼跟正義感。這些都是很敏感的情緒，所以犯罪小說、戲劇才那麼吸引人；所以驚悚事件即使再稀少，一旦發生，人們就容易躁動，極不合比例地誇大它的嚴重性。

重刑派誇大驚悚犯罪的嚴重性，以要求更嚴密的秩序。那為什麼部分社改派也要這樣做呢？為了控訴邪惡、壓迫的新自由主義社會。

隨機殺人，哪件是社會責任或個人責任多些，在此就不討論。我反而很訝異這種難解的事，為何人人都能上網侃侃而談，進行「對無差別殺人的無差別診斷」。這裡要說的是：就算能「找出原因」，離「能夠阻止」還不知有多遠。

有人說應該留鄭捷活口，加以研究。其實此事的效用並不如乍聽那麼理所當然。如果研究結果指暴力電影電玩有影響，國家會加以查禁嗎？如果是犯人基因有問題，以後有這種基因的人要一經發現就加以消滅或監管嗎？如果是某種男生就很難受女生青睞，以致易心生怨恨，那又怎麼辦？

到頭來，一個法治社會能採取的方法，大概不出相關單位目前就知道能做的，介入太早、太廣、太深都還會引起人權爭議，劇烈的改變不太可能發生。這不見得是壞事，因為這表示我們沒有被少數孤立事件嚇壞，而顛覆一些根本的價值。如果不是這樣，恐怕更糟。

社改派一向批判貧富差距惡化、失業、低薪、青年低成就、勞動保障差、社會安全網不足、歧視等現象。但這些普遍結構問題對於極異常的隨機殺人，影響就算有，也只能是很間接而複雜的。社會的大氣候裡面還有小氣候，像是最密切的人際圈裡。社會改革的效果能否無遠弗屆，照亮最幽暗的心靈，值得質疑。

Wrong promise

要解決上述的普遍社會問題，緩解多數人在其中掙扎的常態痛苦，本來就有正當性，不必是為了防止隨機殺人；說隨機殺人有社會因素，也很難錯。但我認為，社改派越過了適當的界線，是在於宣稱案件愈來愈多、社會結構不改還會更多，並因此隱含承諾他們的社會方案能阻止隨機殺人。

這非常不妥。如前所述，驚悚犯罪有超強的心理放大效果。你很容易讓大眾以為犯罪很嚴重很可怕，卻很難說服他們接受軟的、慢的、間接的社會改革；一旦情緒被挑起，大部分人只能夠想到嚴刑峻法。

社改派的各種社會民主方案，在不扯到罪刑議題時，支持者還更多，如果有機會推動，實在沒必要附上一個「防止隨機殺人」的檢驗標準，把這套方案的信譽押在講白了沒辦法控制的事情上。

大家一直很想爭辯出到底要怎樣解決隨機殺人問題，我呼籲徹底換個思考，不如認清，有些事，就是拿它沒辦法。多兇殘的殺人，在人類史上都不是新鮮事，以前還更兇殘，法律制度發展到今天，上軌道的國家在這範圍之外，原則上能做的早已不多。在美國，他們該做而做不到的是管制槍枝；在台灣，好在我們已經做了，要把它做好。

北捷殺人事件後，警方還曾派員持衝鋒槍上捷運，沒多久就撤了，擺明是表演，因為想不出還能怎樣。小燈泡案後，有位名人提議應規定店家對買刀的男性登記身分並通報警方，馬上笑翻全國。因為大家了解，沒必要為了防不知多久才一次的案件、還不知防得了防不了，搞到只是想切個柳丁都要被懷疑是殺人虞犯。

Don't prioritize crime issue

事實上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不能為了防這種事，窮盡一切力量。我不避諱地講，好在這種事實際上也很稀少。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日常的社會經濟生活還要維持。

一件事除了怎麼做才對，還有它的優先性如何的問題。把沒那麼要緊的事當成很要緊，從一開始就錯了。

在一個低犯罪社會，把犯罪問題優先化，甚至吵成主要對立，不僅荒謬，也很危險。假如在選舉中挑起這議題，不難想見對主張重刑的政客有利，但這絕不表示同意重刑的民眾就占便宜，因為他們實際上重要的利益，例如經濟或福利，很可能失去代表；主張重刑的政客，也不可能真的解決犯罪問題，最後都是一場空。對了，而且會想靠操作犯罪恐懼來獲利的政客，有最大的機率是無能騙子。

說到這裡，社改派跟重刑派應該打散重新分組，真正有意義的區別是「把隨機殺人當優先公共議題」的人，跟不這麼做的人。理性的人都應該選擇當後者。如果你真的很介意有人橫死街頭，試著不要開快車，不要抱怨取締超速是搶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