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你要點哪一道?──從《紐約客》的中國食物短詩爭議看全球都市與台灣在地飲食

友善列印版本

對於生活圈位於台北市中心─在我定義下為商業活動與住宅密集的大安、中正、中山、松山、信義等一帶的區域─的市民來說,一天的三餐或許不是一件特別讓人操煩的事情。大馬路上的精緻餐廳以及小巷弄內的小巧麵攤往往都在行走範圍之內;然而,對於我這樣一個住在南邊郊區文山區的學生來說,由於租屋處沒有開炊,而社區內又大多只有開著車前往信義區或公館等商業中心上下班的中產家庭,整個社區幾乎沒有任何餐飲業可言,我更曾在兩周內看著兩間僅存的早餐店消失,三餐是著實讓人煩惱的。

近來梅雨季即將開始,間歇的大雨總讓我必須趁著短暫停雨時,騎著機車到鄰近的鬧區萬芳醫院的附近買便當。有晚,竟發現一間偶爾去去的學生便當店把店內所有的主菜便當都調降至台幣55元,吸引一堆附近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前去排隊。對我來說,除了跟這些學生們一樣有見獵心喜的心態以外,腦中同時也閃過了一種微微的哀戚感─這樣的降價簡直就像是台灣夜市常見的跳樓大拍賣一樣,豎旗似的預告它即將到來的滅亡。或者,也暗示了已經夠稀少的飲食選擇又將再度減少。

前幾天,美國文藝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登了一篇白人詩人Calvin Trillin寫的爭議性詩作〈他們花光省分了沒?〉(“Have They Run Out of Provinces Yet?”),內容主要是關於一個美國的老饕抱怨著美國大都市如今越來越多不同的中國菜,一開始只有廣東菜,後來又有四川、上海、杭州等等省分的特產。可想而知,這首詩一定招來亞美族群(Asian American)以及新一代華裔移民的抗議,因為這顯然就是詩人從白人種族主義(racism)的立場去簡化中國文化,希望將中國/中華化約成一個可以簡單理解的族裔單位。我並不認為亞美族群的憤怒及其所堅持的身分政治正確性有什麼問題,畢竟亞裔仍舊不可否認地在美國是弱勢族群,而所有新移民也都不是全是科技新貴,其實仍有許多移民必須藉著販賣自身的「家鄉菜」來維繫生存。Trillin的詩作透露出一種對於日漸多元的中國移民的右翼式反彈,簡直快要與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沆瀣一氣,不可避免的會傷害到底層移民。

不過,若是從這個詩人後續的反駁去思考,其實可以理解他是(粗糙地)藉由詼諧(parody)的形式在反諷全球資本主義在大都市藉由異國食物製造出來的假文化多樣性(畢竟他的職稱包括了幽默作家),而這些不同食物的背後或許只是企業想要炒作而開發出來的新花樣而已。某種程度上,或許連黃頤銘(Eddie Huang)這樣在美國販賣台灣割包的台裔美籍二代實業家也是依靠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才得以成功的也說不一定。

兩種不同的閱讀方式,讓人想起了柏克萊大學英文系的亞裔美籍學者Colleen Lye在一場演講所說的:美國對中國的想像常常化為某種文化形式,如小說、電影中的人物形象,而形式背後暗指的當然是當代的中美政經關係,也就是在貿易日益頻繁的過程中,逐漸親密地分不清你群我群,但卻又害怕著對方侵占彼此商業利益的雙面刃。這使得中國/中華的形象同時帶有親切的家庭感以及陌生人的恐怖感的角色/形式:Lye以最近的大眾暢銷書《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的新自由主義式勤勉以及《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懷舊式的國族主義兩種趨勢作為說明,指出美國大眾目前對中國的想像往往是充滿矛盾的。大都市中日益多元的中國菜同時引起一種獵奇式的擁抱以及排斥性的厭惡也因此似乎不是那麼的讓人驚訝,即使這個「中國菜」也幾乎全然是跨國資本所建構,而非遙遠想像的「中國」正在實際進食的。

讓我們回到台北市的萬芳區。

當你同時住在一個「本地」食物必須降價求生存,而不同的「異國」料理─許多往往是直接來自異國的公司─卻不斷調升價格,甚至藉著網路媒體製造風潮的時候(Trillin描述的中國菜不就跟台北市民每天不斷地在討論哪間新的日本拉麵店又開張一樣嗎?),一種奇妙的分裂感也隨之升起。這些食物真的是存在同一個都市裡嗎?在「全球都市」(看看台北市官方多麼喜歡舉辦國際活動)大開旗鼓的「跨國」料理店,確實正在如同詩人Trillin諷刺地說的不斷增生,藉此累積跨國財富,同時造成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不過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卻也提供了豐富的飲食想像,反映了全球化過程中的跨國交流。

當我們住在一個在地與跨國性並存的社會時,我認為僅僅只是提出一種世界主義式(cosmopolitan)的擁抱立場或是保護在地文化的國族或草根立場都是不夠的。換句話說,Trillin的中國食物詩事件所提醒我們的,正是身分政治之於日常生活的一種侷限性:面對大都市中許多文青、雅痞喜愛追求的多元文化,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吃掉更多新花樣,或是全面性的拒絕他們嗎?不。我想,若是要處理Trillin或是台北市這種全球都市面臨的問題,我們仍舊必須回到階級的觀點。

從階級觀點來看,你會發現,臺北市並不是什麼區域都享受的到異國美食、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異國美食、不是所有在地店面都可以與異國美食互相較勁。你會發現,當熱門餐廳不斷漲價到不合理的程度但仍舊吸引排隊人潮時,便當店必須降價到窮學生才買得起的價格來增加買氣。你會發現,花錢,你就吃的到全世界;沒有錢,你就必須冒著生命危險用免洗筷吃著可能捲入食安問題的小吃攤。

當然,對於多數的人而言,生活是常常兩個端點的混和,而我不只是指偶爾花花錢去吃餐廳。更有趣的是,萬芳醫院降價的那間便當店,賣的雖然是「台式」便當,卻在每道菜色上加上一個異國名稱:「蘇格蘭烤雞」代替烤雞腿、「和風炸豬排」代替炸豬排、「加勒比雞排」代替加了辣醬的雞排⋯⋯你可以發現,異國文化形式在這裡成了刺激買氣的糖衣。或許這告訴我們:本來食物就沒有絕對的「在地」與「國際」之分,所以我們應當對各種食物通盤接受。但或許,這也告訴我們,在全球資本持續擴張的情勢下,不管你使用了什麼形式包裝自己販賣的食物,收入的差距只會持續擴大,而消費者們吃到的食物品質也會持續的擺盪,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更是會得到更加全然不同的飲食體驗。「今晚,你想要點哪一道?」從來就不是一個像是綜藝節目那樣簡單而對等的問題。

那晚,我最後買的是「台式控肉飯」,因為它是整間店唯一剩下的菜色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