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燦爛時光》遇到的磨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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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剛播映完畢的台劇《燦爛時光》,講述戰後台灣(1945-1950’s)四名男女中學同學,上半部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結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其中一對情侶因政治因素殞命,留下的遺腹子交由另一對情侶養大,而倖存的這一對情侶在目睹政治的恐怖後,決定放棄律師生涯,在鄉間隱姓埋名,耕種維生,把同志之子扶養成人。下半部的時代背景則是1970年代後半,中壢事件發生前後,遺腹子成了大學生,對自己的身世毫無所悉也對社會漠不關心,他的兩名女同學熱心的想在校內舉辦民歌演唱會,卻被學校刁難阻擋,另一方面,開鐵窗工廠的工人與小老闆暗地編印具有反政府色彩的地下刊物,他們想要找尋上個世代政治受難者的足跡,最後被特務發現而進了監獄。

遺憾的是,本劇收視票房不佳,許多人在思考為什麼?有認為是預算不足,也有認為因為講政治,所以對政治冷漠的一般人不愛看。這部戲的意圖相當明確,就是想拍出台灣人近五十年的政治受難史,而我應該是本片的目標客層,畢竟我對台灣史有興趣,也關注轉型正義議題,但我必須老實招認,看得很痛苦。為什麼一部號稱愛台灣的戲會令自認愛台灣的人看得很痛苦?難道是因為我不夠愛台灣?我左思右想的結果是,不,是因為這部戲無法令我感覺到在歷史劇虛實之間的真意。透過本劇,讓我看到了本土歷史劇的幾重困境:

對歷史場景的輕忽

如果《燦爛時光》自覺是「精緻戲劇」,那劇中布景應更在意考證,因為時空距離太近,收看的觀眾許多人活過劇中呈現的年代,對當時各種空間風景會有記憶。戲劇場景的考證要求會隨著不同的類型設定而有不同標準,像前陣子火紅的陸劇《瑯琊榜》,設定為架空歷史,背景像是模模糊糊的五代十國,那麼場景考證標準可以降低,畢竟一開始就擺明虛擬時空,大家想看的是穿著古裝的俊男美女愛來愛去,殺來殺去,觀眾在意的是呈現超越時空侷限而共通的人性。但《燦爛時光》強調「這是真正的台灣史」,好吧,那我們只好拿真正的歷史標準來檢驗了。

於是我在劇中看到1977年的月台場景,卻讓女主角搭上一台1990年後台鐵才進口的通勤電聯車廂,還大辣辣地拍出列車型號。而〈美麗島〉一曲是下半段劇情重要的象徵物,包括學校吉他社成員因為這首歌而想辦演唱會或者男主角低潮時聽著胡德夫演唱的錄音帶,但美麗島一曲不但在當時尚未如劇中表現得如此流傳廣泛,後來甚至成為禁曲,胡德夫獨唱版本出現的時代也遠遠晚於劇中年代。

類似的時空錯誤不勝枚舉,這絕非以預算不夠作為藉口便可以交代了事,而是面對細節考證的態度輕忽與草率。畢竟歷史電視劇不像歷史小說,一隻筆就可以描繪高山大海、雕欄畫棟,也不像舞台劇用精簡的象徵符號代替實物,可以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就代稱了起居空間。意圖呈現「真實」的歷史電視劇,場景本身就應該是用以說服觀眾進入該時代的重要媒介。

族群想像的貧乏、刻板

台灣政治史中,族群是最重要的關鍵字之一,從最早定居於此的原住民、到幾百年間先祖唐山過台灣而來的漢族移民以及1949年後因逃難而來的大批中國新移民,尤其是被稱為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後兩者,構成了台灣戰後初期社會基本緊張的族群對立結構。

《燦爛時光》以「本省人」為敘事視角,在上半部描述戰後初期的劇情中,「外省人」的形象與新來的統治者形象結合,顯得蠻橫、不講理,而與本省地痞流氓合作找日本遺留的黃金,則顯示了外省人的貪婪及愚笨,整齣上半部看完,對外省人的呈現就像這幾十年來反國民黨陣營所塑造的刻板印象:外省人就是又壞又笨,憑恃著軍隊及高壓統治,在台灣人頭上作威作福幾十年。

到了下半部劇情,女主角出身外省軍眷家庭,軍人父親早逝,母親靠賣牛肉麵養大一對子女,但觀眾除了「單」這個姓,無法感受到這一家的外省性,不論是講話的腔調或是劇情所呈現的生活作息及社區環境,都幾與本省人家庭無異,但事實上在1970年代,外省人(尤其是眷村)的生活與國民黨政府有極深的鑲嵌,彼此的我群意識極強,也把擁護政府視為使命,劇中卻未交代女主角為何願意投身反政府的地下刊物,一切像是呼吸般自然,因為就是個有正義感看不慣不義之事的女大學生,所以參加了反政府結社。如此單薄的鋪陳,讓男女主角分屬不同族群的背景設定顯得失去重量。

另外,在二二八事件的段落,劇中想呈現當時中部著名的反抗軍「二七部隊」的歷史,但卻改寫成為以原住民為主力,一名類似謝雪紅的女性角色與原住民有合作關係並引進幾個突然出現的大學生及地痞流氓。這些改寫都與史實相去甚遠,不但過度簡化當時台中風雷的盛況與組成複雜,也錯置了原住民族與平地漢人在這場戰役中的角色與關係。

觸及議題廣泛卻不夠深入

觀看時,不難發現導演關懷的議題相當多元,除了政治上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外,在上半部還描寫了禁忌的同性愛、原住民族對國民黨政府的抵抗,下半部則碰觸「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時代發端、原住民少女被強迫成為人口交易的對象、台灣本土意識在大學校園中的興起等等。但每一個議題都點到為止。

甚至連主要描述政治迫害的部分,都顯得片段而零碎。例如,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抓人與殺人片段,劇中呈現了大量情緒場面的描寫,在人與人的感情上所表現出來的痛苦,與對犧牲者作為悲劇英雄的謳歌。在二二八事件,我們看到被草繩反綁雙手,背上還插著名牌的台籍菁英;在白色恐怖,我們看到死囚赴刑場前,上銬的雙手高舉,比著二條一的手勢,我知道導演要召喚觀眾的情緒,但在這些經典的行刑畫面之後,卻看不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暴力情境有何不同。總之,都是政府抓人,然後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人,這其實也反映出了台灣社會普遍對真實歷史的不求甚解,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對本土歷史劇的期待

拍出好看的政治相關歷史劇並不容易,很容易先被貼上立場先行的標籤,也容易使豐富多面的人性退居到時代的命題之後,而使角色平版化,像是想努力符合我們期待中那個時代的傀儡人偶。鄭文堂作為台灣中堅世代的導演,在意識形態與人脈關係上與新政府相近,不難想像在新政府上台後,將有可能取得更多資源拍攝具有本土意識的作品,本文看似吹毛求疵,將《燦爛時光》批得體無完膚,但其實嫌貨才是買貨人,當台灣意識已經來到天然獨的一代時,觀眾已不再滿足於想當然爾式的歷史樣板戲,讓人性的真實面貌先於時代的命題出現,才有可能創造出歷史劇虛實之間感動人的真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