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的生與死── 從《十年》獲獎看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復甦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香港電影」

90年代以前的香港電影，在華人世界乃至西方享有盛譽，影響一代又一代觀眾對於電影的癡迷與想像。我們在歌舞片看到東方之珠的璀璨輝煌；嚮往邵氏武俠片裡的江湖俠義；震懾於港CULT對人性黑暗面的驚世駭俗；在警匪片裡為正義帥氣的主角喝采；星爺喜劇老梗看了千遍萬遍也不嫌倦；少年們藉由黑道電影的義氣與背叛認識何謂「兄弟」；少女們迷戀王家衛墨鏡背後的冷冽、自溺與纖細。2000年後，觀眾們在「哥哥」、「梅姑」的眼神中看到一代港人的深沉哀愁，隨著巨星一個一個消逝，也標誌著香港電影逐漸走入衰亡。

自30年代的粵語歌舞、愛國抗日宣傳發端；49年後中國大陸藝術家南渡，將上海文藝元素等國語文化帶入香港，使民國遺緒得以在香港繼續生存，至60年代粵語成為香港新一代的母語，粵語雅俗化後的電影與音樂終登大雅之堂，移民社會凝聚交融後的「本土」意識自始在香港確立，其後邵氏、嘉禾等大型片商以資本實力將香港電影高度產業化，港產電影的風華及影響力逐漸風靡華人世界，成為華人家庭跨世代的必備娛樂，也成為華人觀看香港、認識香港的最佳窗口。

70年代末至80年代，香港電視產業蒸蒸日上，一批從西方留學歸國的新銳導演，帶著新的理論及視角，重新檢視香港社會的陰暗面，彼時的香港在港英政府溫和威權的秩序下暗藏伏流，社會矛盾及資本異化逐漸剝奪港人的生存空間，新浪潮導演們以局外人（西方歸國）兼具局內人（出身成長之地）的「第三隻眼」穿透香港社會的大千世界。《瘋劫》以多重觀點詮釋令人觸目驚心的懸疑命案；《烈火青春》點出香港中產階級少年的虛無主義；《第一類型危險》以生猛且驚世駭俗的鏡頭語言，劍指偏鋒地控訴港英政府的國家暴力。在他們的鏡頭下，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個傳說中自由繁榮的東方之珠，在光鮮亮麗的外衣下，藏有這麼多結構的失序與人性的腐敗。而新浪潮承繼西方電影的美學與批判，使香港電影從「想像中的美好中華」拉回到「真實的本土人性劇場」，雖然香港新浪潮不超過10年便與主流合流，但卻開創並確立香港電影20年後的基本格局。

「香港電影死於97」。曾有不少朋友提出過如此感慨，回歸之後的香港電影大量接受中資及中國演員，題材逐漸「內地化」，失去了原先港片的特殊性，香港電影也受制於諸多政治壓力而被迫自我審查，在「內地市場」、「娛樂至死」的市場邏輯下，一整代積累的藝術能量逐漸流失，使香港電影在國際影壇上黯然失色。正當多數觀影者對港片只剩懷舊與唏噓之時，2015年《踏雪尋梅》囊括所有表演項目橫掃金像獎，本土新稅導演的短篇政治預言《十年》，則以黑馬之姿勇奪最佳影片，論電影美學及藝術高度，《踏血尋梅》絕對高於《十年》，《十年》的手法略顯青澀及粗糙，其獲獎的政治性意涵大於純粹的電影競賽。但不論藝術成就的電影高下為何，《踏血尋梅》及《十年》的題材都不約而同地「回歸本土」，《踏血尋梅》標誌著港產類型片的復興，隱喻式的帶出真實社會的矛盾與殘酷；《十年》則編織基進且大膽的想像寓言，血淚控訴紅色政經體制對香港本土的扼殺。

香港電影死於97，這句話放在客觀脈絡下無庸置疑，但正如《十年》片尾所述，現在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在這兩部電影身上，看到已經「死絕」、「死透了」港片之一線生機，這2年來多港台風起雲湧的社運已經打開政經結構的裂縫，當這股浪潮席捲到電影藝術，其外溢效果往往會令人出乎意料。生活即藝術，藝術即政治，在藝術的反叛美學下，真實與想像的辯證界線日益模糊化，人的意識及行動終將衝破看似固著的結構高牆，重新書寫、詮釋及定義我城我邦，繼而在新的理想之城上，再次綻放並輻射光芒，就如同當年的港式電影，繼續影響未來無數代華人、乃至世界觀眾對於香港的認識及認同。

未來十年，衷心期盼，為時未晚。

──一個來自台灣港片愛好者的小小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