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反法西斯成了法西斯

隨著台灣主體意識反映在政治上的政權輪替，人民開始會注意並思考到關於空間正義的主體性問題，其實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而關注的地域性自然會從首都開始。事實上，從柯文哲推動城市美學、拆除忠孝橋引道以來，到福祿猴引發的公共美學爭議，再到前幾日隨二二八而高漲的「全台裝置藝術『蔣』」活動，都是台灣人民在伸張政治主體性之後，開始意識到空間美學及其合理性的集體反映。其中，空間的去威權化，並不是突來的破壞公物主義（vandalism），恰相反地，它是為去除公共空間長期被私有黨政威權符號佔據的遲來正義。

正由於公共空間涉及了集體意識的價值判斷（道德的或美學的），故而去威權化的成敗關鍵，往往不是在於威權者是否被推翻或已然不在，而是在於人民在政治壓迫歷史中形成的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能否自癒，或是選擇讓精神上的威權亡靈陰魂不散。

以近日最受關注的政大教官撕毀學生社團二二八活動傳單一事為例，即便社會輿論的普遍風向認為教官及駐警擅自驅趕學生、撕毀社團海報實屬不當──連教育部長吳思華也坦言此舉「不夠恰當」──然而仍有不少心理上仍受威權時代制約的族群，將學生的行為視為「作亂」甚至「暴力」。新黨青年軍林明正甚至公開送花力挺該主任教官，並在臉書公開表示近日對此事的批判輿論只是「綠營與獨媒的瘋狂圍剿」，而以行動表達言論自由的政大學生代表的是「台獨法西斯」和「綠營暴民」。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政大主任教官張惠玲或是林明正，反映的可能不只是少數極右派的政治立場，更是許多精神上遭威權殖民、只求安定、習慣馴順的中產階級觀感。他們對於校園去蔣化的立場，與對於太陽花、反課綱、街頭運動乃至公開台獨的立場，帶有相當一致的反感、仇視與恐懼。在害怕改變的他們眼裡，反法西斯就是法西斯。

事件的重點不在於學生在蔣公銅像貼上二二八受難者生平傳單是否毀損了具體的「公物」或環境，以及在公布欄張貼是否違反校規，而在於這些學子非暴力的表達行為觸犯了威權既得利益者和馴順中產階級的道德禁忌，閹割了抽象的空間「陽具」情結。試問，學生們破壞或霸佔了什麼、使用了什麼暴力傷害了誰？如果今天是在沒有威權象徵的空間擅自張貼不會勾起威權共犯結構罪惡感的海報，還會驚動教官及駐校警的關切嗎？當學生們無法透過校內體制對空間威權提出合理性的重新檢討或批判，他們除了以這種方式呈現威權象徵的時代突兀感外，還能有更適切的表達型式嗎？心虛，或者「見笑轉生氣」，才是威權共犯者要孩子們閉嘴的真正原因，而孩子們做的，只是提醒了大人們被威權霸佔的心靈空間，是否該讓它恢復敞開。

遍佈島嶼各地的強人銅像是否應該拆除或另移他處，涉及了歷史、文化以及權力語言的符號詮釋問題。該怎麼做才能兼顧紀錄歷史、社會反思與空間民主，這容或尚有討論空間，但一味地阻止、污衊人民對舊威權象徵進行空間表述／對話，只是更欲蓋彌彰地證實這類象徵的確仍代言著威權遺毒在當代的揮之不去。也許，那些指著反法西斯罵法西斯的人，可以學學蘇格蘭人的幽默感，看看那屹立於格拉斯哥現代美術館門口的威靈頓公爵銅像。這位大英帝國「偉人」自1980年代以來，就經常被市民戴上交通錐，這個當地傳統甚至被知名的Lonely planet旅遊指南列入「十大地球上最奇異的紀念碑」。曾經，市議會試圖編列65,000歐元預算將銅像基座墊高，以防止人們爬上去放三角錐並維護市容，然而最後卻在民眾的反對聲浪下取消了計畫。如今，這座銅像藉不同裝飾被賦予各種意義，人們甚至讓它戴上藍白相間的三角錐、手持「Yes」旗幟來為蘇格蘭獨立站台。

格拉斯哥現代美術館門口的威靈頓公爵銅像，向來自世界的到訪者傳達了這座城市的詼諧性格。那麼，台灣的蔣公銅像又傳達了什麼？空間的去威權化，不一定非得將佔據實體移除，更重要的反而是被殖民者在精神上從威權制約中的自我解放。當一個社會存在著一群人（似乎為數不少）可以指著試圖解放空間威權的其他人大罵法西斯時，我想，這些人賦予強人銅像的唯一意涵就正是法西斯主義。在這條去威權化之路上，真正的敵人從來就不是外來的殖民者，而是我們自己透過社會共犯／從犯心理對自我不斷的精神殖民。

路，其實不遠，就看自己願不願意走出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