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地震救災裡的人性：歷史傷痕處理的心理遺跡和紀念碑

災難後要救的是什麼？

天地可以包容人，但也是無情的。災難無情，做為有情的人類要做什麼和不做什麼才是救災呢？災難後要救的是什麼，除了有生命的人和動物之外，顯然地由這次台南在地震後的處理過程，我們也看見了一些不同價值更明確浮現出來，試著以文字將它們描繪出來，雖然任何價值都涉及選擇，而且是主觀的選擇。

不是不哭就是好的，也不是一定要哭，每個人有自己的過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意味著早年的創傷經驗，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經過了以前種種事件，變成目前的狀況和反應。這些反應的總合裡都已經蘊藏著，台灣人的歷史傷痕處理的心理遺跡和紀念碑。

救災要救的不只是還活著的生命，也包括其它的價值和人性，例如可能不幸罹者的遺體也需要被照顧到，另外，以現代的科技傳播來說，不只是在現場的人而已，畢竟任何他人的創傷，都可能挑起個人很私密的經驗，而出現替代的反應和想像。例如，如果自己是未來發生不幸的客體，在這個社會裡自己將被如何對待呢？這對於人心的撫慰是相當重要的事，也對島嶼上想像的生命共同體是很重要的建構過程，現場的事件和處理過程很快就是歷史，卻是相當重要的心理學認同的過程。

文明的「講究」和它的副作用

因此何時使用巨大的救災機械呢？因為大動作就會出現無法照顧到微細的地方，偏偏一條命在現場卻是如此微細，在整個過程裡，儘管這些照顧有相關家屬提供所在的訊息情報，以及探測生命跡象的精密儀器和救難犬的協助，仍只能是在心理的黑暗中摸索。這讓人在面對不可知時，人性會如何反應，包括外顯出來的反應和內在的掙扎呈現出複雜性。

人在面臨絕望時，除了不斷說服自己的理想和想像來支撐，也顯現個人從小到大的整體心理反應的試煉，這些都是相當個人化的心理動力反應。為什麼家屬和其他人可以忍受這種不夠完美的過程？因為有人性的文明面在影響，所謂文明有很多定義，如果暫說它是「講究」，在以前不被注意的地方講究其它價值，但也知道任何講究都會出現其它副作用。

例如救人的速度，表面上慢了下來，雖然很困難確定慢下來是不是反而比較快？如同醫師給藥物做為處置也要注意副作用，因為一如使用藥物，一句話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從注意副作用的原則，一如此次救災過程必須尊重家屬的感受，但如此就慢了下來，由此次家屬們和一般人的反應來看，是可以承受這種慢，就算有一些情緒之語，也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

沒有百分百相同重複的災難

雖然我們也可以問，相關家屬一定要做得符合這些文明規範嗎？因為任何文明的結果，都是對個體的即刻限制，而文明的好處卻需要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有時甚至好處的顯現很不明顯，尤其是我們常假設官方或一般人都覺得一切都要快，這次過程當然有它快的一面，如果試著觀察那些慢下來和講究的面向，我們會看見不一樣的價值。

這是不容易的養成過程，一如心理治療者養成過程，佛洛伊德談論精神分析的技藝，最主要講究的是節制，治療者欲望的節制，其它的技術都是在這原則下，隨著和個案的互動過程裡更多想像而逐漸發展出來。因此不是有一個完美的問題，然後有一個完美的答案，透過隨時完美的技術，達成完美的效果。這只是理想化的期待，但是離現實是有距離的。

如果事後來檢討整個搜救過程，一定像這場天災那般千瘡百孔，但這就是何以有教科書會寫這些，但是很難完全搬上來運用。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每次天災都是不同的，每個人也都不同，何況走過的就過去了無法百分百重複，雖然我們無法說沒有共通性，畢竟這麼說是很殘酷的。但我相信更接近大家的經驗是，災難前後不斷地在社會和教育裡重複地對話，預設如果發生了可以如何做？但是每當有災難又會修正以前的某些不足，甚至需要完全修改以前被當做正確的處置。

但還有很多無法說出口的怒氣

但是還有很多無法說出口的怒氣。為什麼災難發生在自己的家？雖然可以找著一些人為因素，如樓房結構等因素，但是就算找出了硬體結構的可能問題，還是有很多社會課題，例如何以是他們住在這個結構體裡，如果大家也早就傳言建商的問題。以心理學角度來看，就個體來說就更複雜了，家人間長期的相處如何？以及是否在發生事件前有爭吵或不滿？這些人和人之間很微細的困擾，都可能隨著地震的震動結果而擴大。但是逝者已逝，有些話是難以當面再處理和表達了，這些內容其實都會呈現在任何時刻，只是每個人處理這些創傷的方式很不同。

如同佛洛伊德（1917年）在《哀悼與憂鬱》裡，觀察人對於重要客體對象失去後的反應，他的觀察和說明到目前仍是重要的推論基礎，他從失落者的反應假設，一般哀悼的反應是覺得外在世界少了什麼事物，而憂鬱是殘存者的內在世界裡少了什麼事物，甚至連自己也不見了的虛無。這種虛無的處理不只是填充所謂的人生意義而已，而是自身的那塊空曠需要被其他人感受和共鳴，不是生硬填塞進去活的意義，那是死的空白，在其他人也可能跟著出現所謂替代的創傷。

創傷反應是如此個別化的過程，因此有所謂短中長期的處置。在字面意義上，短中長期的分類是依照時間做為切割點，這是像統計學般的切割點，就整體的社會和衛生健康處置有它的必要性，這也是觀察和統計的文明結果，但是依然會面臨個別化的問題。

如果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看，要讓所謂短中長期的區分有它的意義，多多少少是指涉某些問題要儘快處理，以免留下不必要的後遺症，增加以後處理的複雜度和預後程度。假設愈困難處理的心理癥結，就愈被當做是中長期的課題，而愈困難處理的內容除了嚴重度外，這些困難和當事者早年的經驗有更密切的關連。

不要做什麼的建議

目前看來大家更進一步著重，多做了不必要的事情是否會增加以後處理的困難？甚至是否帶來後來的更大傷害？如果這是涉及心理層面的傷害，常常不是一下子就會顯現出來，有些甚至是善意的動機，不是明顯的惡意打擊，很難有明確的前因後果的關係，因而增加了判斷的困難。不過，看來大家是往這方面走了，帶著有限（畢竟大災難總是有限的）的經驗，卻也累積了一些不要做什麼的建議。

例如，在2015年11月第七屆亞洲災後心理援助國際學術研討會裡，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隊隊長富永良喜和高橋哲，提倡三條災後心理援助原則：

1.不能保證對災民進行持續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團體，不可以直接和災民直接接觸。如果要接觸，一定要和當地的援助者，包括心理援助人員和教師一起行動。

2.促進恐怖情緒的表現，比如說讓孩子繪畫或者寫作文描繪地震時的情景，如果在缺乏安全感的空間（例如在災害剛剛發生之後，以及周圍沒有持續援助的人）下，會導致二次心理創傷。

3.關於心理創傷的評估，僅僅實施評估也會給災民造成二次心理創傷，必須是能夠持續進行援助的人在創傷的心理教育的同時進行適當的評估，並保證能夠提供一對一的心理諮詢援助。

仍有被貼上精神疾病標籤的顧慮

對台灣稍有經驗的相關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師，這些論述應不是難題，雖然這三項原則的論述裡，是使用了嚴格禁制的口令。基本上我是接受的，只是人的個別性和多重性，難道其他人不能做什麼嗎？這些禁制一定那麼有道理嗎？

如前所述，對於和災難互動後的心得累積，都有它的當地性和時代性，這三個原則如果被謹慎地打破，可能有新發現？但是採保守的角度來想，這是假設要幫上忙前，先不要做出傷害的舉動，這是它背後的潛在原則。因此是否破壞表面的三項原則，要再細想的是最少傷害或不傷害的潛在原則，再依據經驗彈性對待這三項原則。

這三原則跟精神分析診療室裡的個案處置經驗是能共鳴的，但是如何讓人在面對大災難時，存活者的善意有貢獻的管道呢？熱心仍有必要，是否愈來愈知什麼不能做，好像變成別人都不必做什麼呢？但是各方面的讚聲和支持都是重要的。觀察台灣以前發生災難後的現場，加上傳播媒體的助陣，常見慈濟功德會的志工們穿著制服，提供身體溫飽的東西和和身體的擁抱和撫慰。對於現場來說，不可諱言這些支持是有它的重要功能，這種時候就算有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學者在場，通常大概只能坐冷板凳的份，因為求助這些專業仍有被貼上標籤的顧慮。

「我了解你」的侷限和經不起考驗

回頭看台灣在心理學相關的發展過程，可以部分說明何以會有前述現象，在當年金石堂書籍排行榜的變化，起初有十幾年的排行榜，都是文人書寫有關佛禪宗的散文，或宗教師的禪語禪書，佔了前十名的大部分。只是隨著時間的演變，後來這些佛禪宗的書籍很少在排行榜了，這不過是十幾年前的事，取代的是來自西方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書籍。

不是突然冒出來西方心理學，它們早在存在但處於背景裡，一如目前宗教在表面上處於人生舞台的背景裡。這種變化的過程，是在於久而久之後，就會顯示出它的侷限性，因此從原本理想的處理模式退居於背景裡。至於歐美近來流行的正念（Mindfulness）療法，雖然早就有新時代（New Age）的身心靈模式，正念的模式在心理學裡也加進了東方佛禪宗和打坐等。這和台灣在發展上是顛倒順序，不過無論如何，這些變動都顯示了不論宗教和西方心理學，在面對人性和心智時都有它的侷限性，也在這些侷限上體會前述三項原則成立的心理基礎。

這是「我了解你」的侷限和經不起考驗。但不是因為不夠了解就幫不上忙，畢竟人和人之間，什麼才是覺得被幫上忙是很複雜的課題。理論上，如果能夠身心都處在對方的狀態，這是大家想像的同理心，但是若涉及潛意識時就困難了。佛洛伊德也坦言精神分析理論只是推論和臆測，但這並不是完全幫不上忙的意思。這也是其它不同心理學取向的類似困境和侷限。

建構具有公信力的團體或機制

畢竟在災難現場，有人馬上被界定為病人或個案，的確是有些奇怪的事，尤其是如果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師要有精神科相關診斷後，再後續提供相關服務的話，就可能助長這種貼標籤的畏懼。偏偏診斷為基礎又是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師做為專業，在平時建立專業權威的基礎。

這還有一段長路得走，或者這些專業人員在現場提供了無形或有形的其它心理助益？這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只是遺憾慈濟在頂新事件後受了重傷，看來還在復原中，網路世界的網民和熱心人士也建構出另一種類似協助，只是這種缺乏公信力的現場支援，也可能難以品質管控而造成其它問題，這還要繼續探究和觀察。畢竟在這種災難急性期的現場，需要平時就具有公信力的團體或機制可以馬上發揮穩定作用，而不是讓在場者還要費心判斷，這些急性期的服務是否帶來後來才會出現的副作用？

至於中長期的處置，大多已離開故事現場了，很多社會和政府後續處置的啟動，至於從心理層面來說，意味著當事者或其它相關者，包括現場的助人者，都各自帶著各式複雜經驗埋在自己的心裡。離開現場後所涉及的心理現象，隨著時間的過去，愈離愈久就愈接近個體原有的生命經驗了。

也就是個體的早年創傷經驗，和此次事件後的各種後續因素的再詮釋，兩者都將持續影響相關者，包括歷史事實和心理現實的創傷經驗的影響，就不再只是急性創傷了。這些狀態就接近目前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領域的專長了，雖然不是說在災難急性期，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幫不上忙，而是急性期是有不同的心理需求，但在目前的心理架構下，被精神疾病標籤化的心理癥結，不是一下子就會改變，何況這也沒有理由苛責任何人讓這種癥結仍然存在著。

歷史傷痕處理的心理遺跡和紀念碑

雖然也發生了令人遺憾的一幕，是救災或製造災難？例如，不可思議的某搜救總隊在離開時，竟派人跟家屬說要撒離了，間接暗示台南市政府不讓他們救人，讓他們坐冷板凳。真是不可思議的製造災難，我無法確知是否刻意，但是就這點來說顯然製造了家屬心理的煎熬和痛苦，可說是離專業有些遠了，反而變成災民的負擔。一如精神分析不太鼓勵治療者袒露自己，不是不行，但要想的是有理由讓協助者自己的故事和困難，在災難急性期反而成為被協助者的負擔？

雖然變數仍多，就算災難也很少完全一樣的重複，但是事後重複談論它們，如同心理治療過程個案依自己的準備程度，自由地重複談後，也許仍一時無法歸納出以後要如何，反而常是歸納出先不要做什麼。

就像在災難救援過程裡的不做什麼，如大型機械大鋼牙的緩慢操作，和前述的三項心理處理原則，但是因此救援就慢下來了，何以大家能接受這個價值的選擇？這是選擇因此無法說就是真理，也許以後的處理流程會再修改，但是人性就在這個文明過程裡，和內心原始的欲望相互競爭，也一定會有所不滿，這是文明和個體欲望間長久的鬥爭，對人性來說，這不是一時間的事了。但是就在這個過程裡，建構了歷史傷痕處理的心理遺跡和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