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被「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在忠孝橋引道（北門高架橋）拆除後「重見天日」。在筆者看來，北門重現的意義不僅止於交通，更具歷史與文化的深刻意涵；同時，也啟發某些關於「人與城市」的哲學思考。
北門又名「承恩門」，建造於清光緒10年（公元1884）年，是目前世上僅存的閩式碉堡城門。它既見證老台北「大稻珵」的興衰，同時也見證台灣從清領、日治、國府遷台到民主化發展等百年滄桑歷程，其深具歷史意涵，毋須費言。
過去百餘年，北門曾二度面臨拆除的危機，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權，拆除的理由均與都市更新有關。但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建築本身即帶著相當程度的隱喻功能。北門既名「承恩」，並以清代閩式風格、碉堡式建構展現其時代性與功能性，復在外廓鐫刻「巖疆鎖鑰」碑文，其政治寓義不言自明。
換言之，北門具有「視覺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uality）的作用，悄然地形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日本人與國民黨人都想拆除它，恐怕除了「功能」的考量外，也不乏特殊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從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北門，卻將「巖疆鎖鑰」的石碑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墊腳石」，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先是粗暴地將東門（景福門）、南門和小南門改建為中國北方城門式樣，並在其上鐫刻國民黨黨徽（如景福門）的作為即可輕易看出。北門之所以逃過被「北方化」改頭換面的命運，卻是原因計畫興建忠孝西路高架橋時將之拆除，但在文化人士的奔走呼籲下由「陵夷」改為「幽閉」，才因此倖存了其原本風貌。
上述事例說明，北門早已不是原先「工具性」的構設，而是一個具有人文與歷史意涵的符碼，同時也就彰顯出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個人文符碼不能見容於都市發展的工具性利益？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敲的？過去三十九年，雙北市人天天在忠孝西路上急驅而過，是否曾經思考，一條冰冷的高架橋如此侵凌一座古蹟，有什麼值得我們警惕的意義？特別是人生活於都市中，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城市原本應該是人的「居所」，彰示「存有」的意涵（Being, 借用M. Heidegger的話）。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完整；但隨著人類為求生活方便而發明各種工具，人從利用工具變成倚賴工具，乃至被工具所綁架，原本寓居的城市幾乎完全工具化，人遂困陷於工具所引發的煩惱中，變得既「刻板」又「破碎」，成為物化的「庸常之人」（das man），失去獨特的存有性。高架橋無疑是工具性的，上頭奔馳的也是工具，人在其中，倉惶如蟑螂般竄行。而具高度人文象徵的北門，則被這些冰冷的工具牢牢箝制，不正隱喻人無法詩意棲居的坎陷？
猶如監禁在自我建構的工具性之城，真的是人們想要的？
因此，當柯文哲在一週內拆除忠孝橋引道後，重現風華的北門忽然令人領會到「人」與「城市」之間原本應有的關係，一如都發局長林洲民所言，「交通是服務，人文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依柯市府的規畫，未來的北門，將與台北車站前的腹地連結成為一個廣場，展現「台北凱旋門」的意象，將來民眾散步其間，可以感受深刻的人文情懷。這樣的理念，不僅破除過去政客以政治符碼蔑視歷史古蹟的心態，同時也翻轉了以工具利益作為城市治理的霸權觀，重新確認「人」才是都市發展的核心。
只有當人文的價值被凸顯，人才有詩意地棲居的可能，一個城市也才堪稱其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