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書摘：老祖母的身教言教

（以下文字摘錄《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 第一章第二節）

我自從呱呱落地後就受老祖母的扶養，白天纏前纏後、寸步不離，與老祖母如影相隨，夜裡也跟老祖母睡在一起，直到十九歲離家赴東京留學為止。我還記得六、七歲時，半夜若睡不著覺，會抱著老祖母問說：「死亡之後，我會往哪裡去？能跟阿嬤一起嗎？」老祖母總會回答我：「好好睡吧！一定會做伙，囝仔人不要想東想西。」說起來很奇怪，囝仔子為何會想到「生死問題」？這恰似表示我這個囝仔心肝，已經完全依靠老祖母的呵護了。

老祖母為了要我快睡覺，常唱囝仔歌給我聽，到現在我仍記得一、二首老祖母常唱的搖籃歌，如：

《賣豆菜》

賣豆菜  蔭豆芽

賣潤餅  釣（tiò）水雞

紅龜發粿

土地公食物（mi̍h東西）

著跋杯（po̍ah-poe）

 

《自動車（汽車）》

自動車  ジドゥシャ（ji-do-shia）

火車載甘蔗

癩哥（thái-ko）貓  

掛目鏡 阿爸做保正

煙（hun）吹頭      

打未痛    

老祖母早上起來，就會捏我的鼻子上端，說：「做一個男子漢，鼻子要筆挺，才會成做好大人。」她叫我「大頭仔」，每次都將我的頭顱剃得光光光，說這樣做人，心才會大方開闊。我這款和尚造型，也一直持續到十九歲。

老祖母一再對我說，做人要有志氣、有勇氣，也要有體貼心、要細膩（sè-jī客氣），得要驚見笑（kiaⁿ-kiàn-siàu知恥辱），做事要認真、要勤儉、要愛惜物件（mi̍h-kiāⁿ物品）等等，特別強調對自己要嚴格，對他人要寬大。這些做人的道理，她不僅是嘴裡講講而已，更以實際的行動來鍛鍊我。比如說我從小就膽小、行動畏縮（這和封建的所謂「威嚇教育」稍有關係），清明時節到墓仔埔（bōng-á-po͘塋地）陪墓（pōe-bōng掃墓）時，我就不敢爬山。那時候老祖母就會拐著小腳走在後面，很嚴厲地驅趕我一番，之後看我真的爬不上去時，才叫人背我上山。

老祖母每次往桃園大坵園（大園庄）收租時，也一定叫我一起去。我們跟阿嬤早上從台北車頭坐火車到桃園，再從桃園車頭前坐「輕便車」到油車口，途中還得徒步走一點多鐘，我的囝仔腳很快就感覺疲憊，可是當我喊腳痠、蹲在地上耍賴時，老祖母便馬上發威，罵我：「你這個死囝仔這麼沒志氣，那你死蹲在這裡好了。」她就這樣子也不停足、也不理我，自顧自的先走，我只得自己腳摸摸，趕快從地上爬起來，邊哭邊追上去。

我幼年時，生病就吃老祖母做的漢藥或青草藥，有時她也會帶我到吳文明醫院或李玉聰醫院去看西醫。大學初期，我暑假回台灣時，因罹患了痔瘡，病一發作起來，總是讓一個堂堂七尺大的男人痛得叫苦連天，老躺在客廳的長條籐椅上。那時候老祖母為了照顧我，腳踩著「流腳」的小皮靴子，蹚蹚蹚的一會兒端藥，一會兒又是茶水，日夜一趟又一趟地來來回回照料我。當時我年紀輕，不懂人情世事，只知道心存謝意而已。然而這病症後來伴隨了我五、六十年，每當痔瘡發作痛楚時，總會讓我想起老祖母那時照料我的影像，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溜過；老祖母的笑臉、老祖母愛好的心，老祖母走路時蹚蹚蹚的腳步聲也好似在耳邊又響起來，讓我感激到無法形容。這樣屢屢回憶起老祖母對我的疼愛之深，真是讓我萬感交集。我想：阿嬤這樣用心磨練我、疼愛我，無非是期望我能鍛鍊出一股堅強的精神內涵。她也常說：「做人總有成功或失敗，無論在怎樣的處境，都得有堅強的志氣與膽量，才能追得上人家。」也因為老祖母對我這樣的疼愛與教訓，才使我日後能排除萬難，毅然邁向我所信的路，並且貫徹到老。

我家當時是典型的封建家庭，家中養了兩個查某仔（tsa-bóo-kán下女）。她們每天幫忙阿姑打掃、煮飯或是帶小孩等家事。這當然是古早蓄「奴婢」風氣的流傳，她們兩位都是貧寒出身，社會地位比家人低，母親對待她們也很嚴格，阿嬤對她們就比較寬大，平時常叫她們要吃得飽、睡得好，她們適齡出嫁時，也都為她們準備一些嫁妝與少許的「私傢」（sai-khia私房錢），像嫁女兒一樣地以花轎送出嫁。阿嬤吩咐我們囝仔都得叫她們「阿姨仔」，不讓小孩輕視她們。這在封建習俗濃厚的台灣家庭，是破天荒，很不簡單的事。

阿嬤嚴格教我們囝仔人去拜訪親戚時，一定要有禮貌，要細膩，不能吵吵鬧鬧。吃飯時，大家若還未到齊，不能一坐下來就動碗筷，否則，就是顯得沒家教，是不見笑（bē-kiàn-siàu不知恥辱）的代誌。

過年過節時，田佃、工人們來幫忙打掃等準備工作，到中午時，老祖母總會準備飯菜邀他們吃頓午飯。然而，他們都毫無例外地很細膩，硬是要回自己家吃。此時，便總得需要由我出頭，強拉著他們在我家吃午飯。如此的情況，顯示出早時的做工人（chò-kang-lâng）都很細膩和客氣。

我的阿舅施振興（也是我的養父，詳見第三章），是自小被阿嬤抱回來做兒子的。在他快要過身（kòe-sin去世）的前幾個月，阿嬤請來法定公證人，公證阿嬤是施家的「親權者」；因為若沒有這樣的公證，阿舅去世後親權將自動歸屬於阿妗（a-kīm舅媽），阿妗就能夠任意地處理施家財產。然而當阿舅去世以後，阿妗卻把襁褓中的小弟從乳母家偷偷地抱回娘家（在大嵙崁，今之大溪），並隨即向日本檢察廳提出控告，說老祖母偷刻印章偽造親權書，擬以奪去小弟「朝和」名義下的施家財產。這件事實屬突然，但卻是老祖母預料中的代誌，也早已做好預防措施了。

依當時日本在台灣司法上的慣例，被控告刑事案的被告人，往往會先以刑事犯當庭收押，然後再審問案件。但阿嬤卻不驚，並坦坦蕩蕩地帶著十一歲的我一起出庭。法庭上，日本檢察官穿著很威嚴的法服，坐鎮在法庭的最高層，下一層則坐著客家人的通譯官（日本殖民統治的分化政策），再下一層才是被告的老祖母，她站著等待審問。我則是坐在最下層的板凳上等候著。很慚愧的是，我的父親懂曉日語，本來應該來法院照顧老祖母，卻沒趕上審問的時刻。

一開始，日本檢察官先用溫和的日語說了幾句話，話未說完，那個通譯官就以台語破口大罵，用力敲桌，大發雷霆地問：「為何偷刻印章？」企圖藉以威嚇老祖母認罪。當時台灣人都稱呼當官的日本人為「大人」，所以一般人碰到通譯官的大威嚇，大多會嚇得失魂落魄，很難過關，惶惶然地被迫認罪。不過老祖母卻是臨危不亂，她一聽到通譯官如雷貫耳般的大罵聲，反倒身軀挺直，以穿小皮靴的小腳向地板強蹬一下，更為大聲的反問：「你們有什麼證據？拿出來！天地良心，我沒有就是沒有。」此時，法庭的氣氛突然間凝固了，連那兇惡的通譯官也一時講不出話來。我坐在下邊更是驚出了一身汗，心內怕得魂飛魄散，遂哭了出來，那時老祖母卻反倒轉過頭來說：「阿暉仔，不要驚！」

檢察官審問之後，似乎是感受到了阿嬤理直氣壯的真摯態度，在這極端緊張的氣氛之中，忽然聽到檢察官平靜地說：「今天到此為止，閉庭。」（日本話）這時，我緊張的心情才大石落地。老祖母沒被扣押，慢步踏出法庭，安然回到士林家裡。阿母、阿姑見到老祖母安全回家，都鬆了一口氣，立刻請老祖母吃甜麵線去霉運。這件事也成了士林街仔親朋稱讚老祖母膽量奇大的一則故事。

這場官司前後出庭十幾次，經過六年才結案，老祖母說我是施家大孫，所以必須從頭到尾跟著看，更不惜向學校請假，每次出庭都帶著我一起去。一次又一次，看到老祖母堅毅奮戰，無形中也讓我增加了好幾倍的勇氣，也學到了做人的大道理。六年後，老祖母勝訴，阿妗黔驢技窮，不得不把當時已經六歲的朝和託人送回士林施家，阿妗亦與施家完全斷絕關係，日後改嫁他人。朝和回家後，因他所帶的「庄裡氣」頗重，所以常受家裡與厝邊的小孩欺負。我因為朝和的事，也常和林家小弟（林朝陽）及親戚阿鐘仔等打起架來。

我從小時候起，吃東西都會叫弟妹一起吃。老祖母看我很照顧弟妹，常對我說：「阿暉仔，你的命底是注定六親無情，你什麼都要差不多（適可而止）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