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台灣的慢船】朱式辯論法的啟示：總統大選辯論改革時機已到

說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浪費了觀眾一個下午或許太言過其實，但它勢必令許多人失望。讓人失望的不只有如同瘋狗的朱立倫，反正我們事前對他的期待大概也就是像這樣一路亂咬；真正令人搖頭的反而是辯論內容，進一步說，甚至是台灣大選辯論的模式。該是我們思考徹底修改電視辯論模式的時刻了。

回顧這場好事多磨的辯論，還是先從朱立倫談起。朱的策略很明顯，就是從頭到尾忽略提問者的問題，無論問的是什麼，專注於一而再、再而三的攻擊蔡英文，同時將焦點鎖定在兩岸問題和九二共識好棒棒。這當然很令人無法忍受，但對於這樣子的候選人，無論是主辦單位或是觀眾都無計可施，只能被迫整場看著朱立倫練肖話。

但更神奇的是，現場提問的中國時報、中央社和聯合報也很巧的將問題集中在兩岸與九二共識。蘋果日報問的是TPP和美豬議題，自由時報的問題算是最有高度。沒有人說兩岸問題不重要，但媒體中竟有五分之三對民眾最重視的內政議題視而不見，充分反映出台灣媒體和民眾的脫節。身為媒體卻不知如何提出好問題，自稱大報恐怕也只是個笑話。

不僅媒體令人失望，副總統辯論中的公民提問，被不少人認為是莫名其妙亂入、如同鄉民，有趣的是，去年柯文哲、連勝文辯論時，被連陣營邀請的公民團體則因為「助攻過頭」而引發民怨。

公民團體和媒體提問都「走精」，使真正該被討論的議題完全在辯論中無法出現，辯論模式又無法阻擋志不在辯論與政策討論的候選人，事後的報導焦點當然就只剩下「雙方駁火」、誰酸了誰什麼、誰的穿著得體這些枝微末節。

有人說辯論其實並不太會影響大選結果，但它受公眾矚目就勢必有它的重要性。顯然，我們目前採用的辯論模式，從主辦者到進行程序都出了問題，使辯論會成了一列起動之後就無法被控制的列車，即使出軌也必須繼續往前跑。我們只在乎形式上的公平，在乎是否由「公正媒體」來主辦，由「社會賢達」來主持，在乎每一名候選人講話的時間是不是相同，而寧願為了這些形式公平而犧牲辯論的實質內容。

大家總愛說「給我牛肉」，但搞了一個下午，除了朱立倫在鬥牛之外誰看到牛肉了？目前也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初選辯論，可以成為很好的參考。

今年民主黨初選安排進行六場電視辯論，共和黨則多達12場。每一場辯論基本上由一家媒體主辦。各黨當然也很在乎誰是主辦單位，但相對於台灣的吵吵鬧鬧，他們基本上給予「友我」和「敵對」媒體差不多的機會。例如共和黨就給了「友我」的福斯和「敵對」的CNN各三場主辦權，民主黨則分散給CNN、CBS、公共電視台和華盛頓郵報等等單位各一場。

由於主辦單位只有一個，收視率和公信力要自己負責，所以不能隨便亂搞。不像台灣，好像非得共同主辦才是公正，連提問也是各家媒體各問一題，結果就是大家都不用負責，辦得差或亂問一通，責任都是大家一起擔。

辯論的進行，則安排一至三名被稱為moderator的主持人，通常都是資深記者。主持人負責提問，而且並不要求每一名參加者都要回答，也未特別限定答詢時間。簡單的說，整場辯論節奏由這些主持人掌控，如果他認為某候選人未回答問題，可以直接追問，不會出現朱立倫一路顧左右而言他的結局。主持人提出的問題，事前也都經過工作人員「查察驗證」（fact check），因此不會出現如同朱立倫問蔡英文「炒地皮賺四億」這種抹黑式的問題，而是有憑有據，現場搭配電視動畫與字幕呈現。

本次安排的辯論主持人施振榮，雖是具有公信力的賢達，但完全不被賦予上述的權力，因此只能負責開場、串場，辯論的進行步調與內容基本上完全與他無關。

美國的辯論模式同時會導致每一名候選人說話時間（airtime）不同，主持人必須盡量維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辯論過後都會公佈每一個參與者的airtime，當然也有候選人抱怨主持人給的時間不公平，但事實就是某些能夠掌握議題或引起公眾興趣的候選人──例如川普──會拿到更多airtime，所以美國並不為了形式公平而規定每個人有相同的發言時間。

美國總統大選辯論（2012年舉辦七場），則是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多由前任民主黨與共和黨主席組成）協商下的產物，對候選人發言時間有較嚴格的限制，但每一場的模式在雙方協議之下都可以不同，有些辯論候選人並不作開場發言，而是直接進入Q&A模式，有些辯論會約定主要辯論內容──如經濟或外交等等。

台灣選舉的電視辯論已多次舉辦，總給人雷聲大雨點小，完全無法進行實質討論的印象，已經走到死胡同。先前朱陣營斤斤計較是否由「公正的」四報一社舉辦，結果並沒有為選民帶來更優質的辯論。台灣需要的政治改革，還要再加上選舉辯論改革這一項是無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