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社會學學徒，在思辨的過程中，不斷承受每半年一次的存在危機，左派的理想與現實的權力結構落差太過龐大，只好邊做邊想，才不會想太多走進死胡同。對社會學理論、消費社會學、全球化理論感興趣，希望能夠透過實踐補上理論中，遺失的連結。
這年頭，大家好像以為只要標榜「左派」就可以冠上一種無上的道德感，將大吃小、富吃窮，這樣的現象本身就視為是一種錯誤。為了保障「弱勢」，我們要使用國家的力量來與右派的怪獸（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市場等）抗衡，我們都是好人，「外面」的人都想要進來欺負我們。於此同時，我們又要外貿出超，讓台灣的產品走向世界。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對於被我們的商品衝擊的外國弱勢產業來說，我們自己就是別人的怪獸呢？如果陷入這樣論述的矛盾，那我們要從此只做內銷不做國貿了嗎（以避免傷害和被傷害）？如果缺乏利益可圖，只准我們強勢商品進入別人市場，不准別人商品衝擊我方產業，那其他國家還有與台灣合作，或是在台灣陷入戰略危機時，援助台灣的動機嗎？ 這些問題恐怕是很多盲目標榜「左派」，卻沒有仔細思考的人需要去問自己的問題。
左派與批判性思考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照（Antithesis）而出現，不是為了製造出以左派的藍圖為準的烏托邦，而是為了製造出與資本主義鬥爭協調後，逐漸安定的、嶄新的綜述（Synthesis），是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理想外，更真實的世界。左派與批判應該是我們的出發點和信念，引導我們往目標的方向前進，但是絕對不能是我們談判要求的最低標準，因為那代表了我們向所有在經濟結構上，與我們立場相異的各談判方宣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樣的談判立場與手段，不是現在的台灣可以負擔的起的，特別是當我們還有侵略者、國際地緣政治、全球產業技術競賽等等、各種各樣需要考量的因素並存，並且無時不在同步擠壓我們這樣不成國的小島。
在我們批評完「買辦集團、殖民政權、無良政商的集體賣台組合」後，我們要問自己的是：台灣，真的一點都不能賣嗎？我們真的一點都沒賣過台嗎？
我們調配自己擁有的主權，販賣一部分給美國和其他的國際組織來交換我們的主權不會全部消失。我們販賣一部分自己的生命和創意給雇主，來確保我們還擁有一部份的生命留給自己。我們販賣一部分的健康和土地給工業社會和消費社會，來換取我們想要的方便、舒適和富饒。我們把人權、正義、公平、自由、民主這些價值都多多少少賣給現有的權力與壓迫結構，才不會自己承擔所有衝撞的成本，以至於最後一無所有。
所有的東西都是無價的，直到你把標籤貼上去為止。台灣主權是無價的、生命健康是無價的、文化創意是無價的、土地環境是無價的、價值本身也是無價的。但是，當所有的東西都以「無價的、不賣」，這樣的標籤對待的時候，其實只是放棄去計算在交換過程中得到和失去了什麼，放棄了替這些東西爭取最大價值的機會，而讓它們被有心人賤賣了。
其實太多東西都是應該可以拿出來做公共辯論和公共討論的東西，我們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是什麼、該拿什麼換、換多少、得利和受損的人如何互補互助、又有多少可行的配套執行方案？這些東西都是需要大家成熟的處理，如何調和衝突的價值與創造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交換原則。一個逐漸成熟的公民與社會，應該要能夠逐漸從單向的主張轉為多元的討論與辯論。但是，大家好像比較喜歡好人壞人、強者弱者、得利者和受害者，這樣二元的道德判定，沉醉於扮演弱勢、烈士、反抗者這樣的角色中，卻忘記了政治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讓不同立場的人溝通，互相了解，進而在衝突的價值間找到合作的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