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想想】 恐怖主義的生存威脅,迫使以色列社會轉趨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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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晚間,法國巴黎發生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事件。這是繼今年2月《查理週刊》事件後,另一起重大恐怖攻擊。法國的穆斯林約有600萬,是歐洲各國中,穆斯林占比最高的國家。隨著該起恐怖攻擊事件,也激盪各界對歐洲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何共存的深刻省思。

《查理週刊》事件落幕後,5月下旬,一個名為「政治─軍事小組」(Politico-Military Group,PMG)的歐洲聯盟軍事專家曾撰寫並提交給歐洲理事會的一份機密報告警告,歐盟各國領袖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以因應偷渡客橫渡地中海大量湧入問題;否則伊斯蘭激進份子可能混入其中,對歐洲發動攻擊。這份報告言猶在耳,不料半年後一語成讖。

談及恐怖攻擊對國家社會的衝擊,除了歐洲和美國外,以色列是最飽受風霜的小國。但對付威脅其生存的周邊國家和恐怖組織,以色列除了信奉「以暴制暴」外,也曾努力以和緩的綏靖政策,降低緊張情勢。

1987年底,巴勒斯坦爆發第一次大起義(intifada),當時,身為聯合執政黨的工黨(左派),國防部長拉賓(Yitzhak Rabin)斷然採取強硬措施,並命令軍隊鎮壓巴勒斯坦示威者。

在國內情勢動盪之際,1991年,執政的工黨積極和周邊阿拉伯國家進行了一連串的和平會談,確立「以土地換和平」原則,進而構築中東雙邊及多邊會談的基本框架。

最諷刺的故事,發生在1992年。曾以武力嚴酷對付巴勒斯坦的拉賓,竟和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進行秘密協商,並在1993年達成震撼全球的《奧斯陸協議》。

該協議授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權利,承認巴勒斯坦人對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部分控制,但以色列仍然有效維持對該地區的控制(以該協議為基礎,巴勒斯坦西岸被劃分為A、B、C等不同控制程度的區域)。

軍旅出身的拉賓有如此重大的轉變,起因於在鎮壓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他深切感悟到「軍事武力擺平紛爭很容易。但後續的善後,非靠和平談判不可」的體認。

《奧斯陸協議》一度讓以巴雙方,乃至於全世界都曾以為,中東的和平儼然降臨,中東自此過著「西線無戰事」的悠然歲月。但現實卻無比殘酷。1995年11月,信奉「以土地換和平」的拉賓,在受到國內極大爭議和壓力下(右派份子痛批他為『叛徒』),於一次公開場合中,被以色列極右派份子暗殺。

旋即,右派的納坦亞胡接任總理,採取強硬措施。1990年代末,工黨的巴拉克又擊敗納坦亞胡,接續貫徹拉賓的「以土地換和平」的綏靖政策。

但左派的「土地換和平」政策最終以失敗落幕。右派的利庫德黨深知,猶太社會對阿拉伯人有著強烈的不信任感。2000年,已故的利庫德政黨領袖夏龍,前往舊城聖殿山,引爆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導致更多的恐怖攻擊、自殺炸彈和以巴的更深一層撕裂,但也開啟了2000年後,以色列社會明顯支持對巴勒斯坦強硬的右轉態勢。

2001年至今近15年的多數時間,崇尚「以安全換和平」的右派利庫德政黨主導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鷹派路線,持續獲得人民的支持。工黨左傾的理想和平手段,並未獲得國內百分之百的擁抱,反倒擴大更多的爭議(這點和馬英九倒是很像)。

隨著拉賓的逝世,以色列社會面對巴勒斯坦的威脅(巴勒斯坦也認為以色列威脅其生存),人們受夠了長期被恐怖份子大規模攻擊的不安感,支持政府強硬反擊;以巴關係也從和緩,重回至抗衡。

回顧過去一整個世代的努力,以色列人民和領導人都曾思索和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之道,並犧牲過生命。但當以色列人民最終發現,和緩的「綏靖政策」無效,甚至帶來反效果時,社會自然湧出一股鷹派氣氛。至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右擺鐘錘尚未出現左擺跡象。

如今,回到歐洲的抉擇。九月,中東難民議題一度讓歐洲引以為豪的自由、人權精神,獲得更大的發言權。但當接納中東難民問題不再是虛幻的精神理念,而是回歸到現實的資源分配、法國又爆發恐怖攻擊事件後,這些衝突賦予了歐洲右派勢力搧風點火的絕佳火種;歐洲多個國家的極右派對進攻政壇蠢蠢欲動,力圖搶奪發言權。

早在1973年,法國就最早提出的「歐拉伯」(Eurabia)概念。2005年,英國學者重新定義「歐拉伯」為法國和阿拉伯正促使歐洲走向阿拉伯化、伊斯蘭化。被推翻的已故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就曾在2006年公開說道:「真主將會讓伊斯蘭在歐洲得勝,不用劍、不用槍、不用征服,歐洲的5000萬穆斯林將會在數十年內把它變成穆斯林的大陸。」

當歐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三代仍自認為是國家次等公民,或出現融入或認同危機,進而爆發衝突或襲擊時,也加速刺激了歐洲極右派政黨的崛起。

無論是自許「人道主義超級大國」的瑞典、財政困窘又湧入大量中東難民的希臘、敞開雙手擁抱難民的德國、擁有大量穆斯林的法國、被稱為人間仙境的瑞士和奧地利,極右派的政黨無不透過操作穆斯林移民爭議,逐漸在地方選舉冒出頭,支持度水漲船高。

倘若由極端分子發動的恐怖攻擊不再是「個案」,而變成一幕長期籠罩在歐洲未來且揮散不去的陰霾時,以色列過去20多年「由左轉右」的鐘擺轉向經驗,會是提供歐洲面對不確定未來的一面歷史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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