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與民進黨間的恩怨情仇

總統大選近了，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在民進黨黨部前的抗議再度捲起邊緣社運界與該黨的相互怨懟。然後，今年同志大遊行也成為運動外力向參與遊行的民進黨（而國民黨並未參與此次遊行，亦未對性與性別議題表態）抗議的場所，並連結工運訴求與性工作的訴求加強譴責遊行隊伍中的民進黨，更升級原已累積的怨懟。

國道收費員向民進黨抗議並提出訴求在我看來相當合理。畢竟ETC是跨越扁馬兩個政府的國家延續性政策，對一個若沒意外即將執政的政黨喊價十足正當。而社運工作者盡可能運用各種發話場合提出訴求亦屬常情。不過本文重點並非討論國道收費員向民進黨抗議是否合理。我要討論的是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在這個劇碼中到底呈現出甚麼樣的心創情結與扭曲世界觀，以及外力因此與民進黨的麻煩關係用以將運動當成事業來永續經營。

自1970年代起國府政權為了回應島內外壓力而有限開啟了本土化進程，在1980年代台灣社會力出籠、社運遍地開花之際，本土化進程所帶來參政熱潮勢不可擋。民進黨既作為黨外的鬆散集合，又做為社會力挺入政治力的代表性政黨，其乘著黨國強人蔣經國猝逝之後政治力突然釋出空缺的機會，突起殺入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獲得一定的政治實力，成為體制內與國民黨競爭的主要政黨，格局迄今未變。而台灣的政治轉型又與全球規模的新自由主義約略同時，民間要求釋放經濟力的呼聲在全球所向披靡的私有化與自由貿易壓力之下，在朝的國民黨與在野的民進黨似乎有志一同，開啟1993年以後未曾停歇的私有化進程。

民進黨內的新潮流系早期曾與社運及工運有密切關係，然而獲得政治權力對政客來說總是比結合群眾階級意識來的「划算」。自從1990年代民進黨的選舉總路線確立之後，它就從社運及工運全面撤退，轉型為吸納前社運人士轉入政壇的平台，而在執政之後它更提供社運界人士快速從社運中累積的社會資本直接兌現為政治資本的捷徑。不同於民進黨，深陷於非主流派與主流派間激烈政爭的國民黨並未如民進黨一般提供社運人士迅速入政的路徑。

這是邊緣社運與工運人士所備感不屑的民進黨的第一個樣貌了：它並沒有阻止新自由主義，甚至它就是新自由主義。社運工運外力人士往往選擇忽略台灣在世界經濟體制中的分工位置使得這些現象不易避免，並簡單地歸因是民進黨內在墮落的「新自由主義」立場，他們無視國府政權在70年代後早已在美國的操控之下以技術官僚為核心推動的一系列經濟計畫，預先讓台灣走向全球化的道路。外在條件如此，新自由主義就成為阻力最小、最容易的一條路，國民黨與民進黨現今都是新自由主義政黨。民進黨如此選擇是它的墮落，但是譴責它的墮落和錯誤歸因民進黨造成新自由主義是兩碼子事。更何況，國家傾向資方政策的延續性尚且大於不同黨派執政之間的斷裂性，片面的歸因黨派因素或許未能正確掌握中華民國國家機器之性質。

民進黨的發展與島內反對黨國民族主義禁錮政治自由與黨營事業經濟壟斷息息相關。公共化與自由化的兩條自黨國解放的路徑，民進黨走上了自由化而非公共化。外力人士關懷但不介意是甚麼樣的條件與行動者使較為理想的公共化路徑並未發生，他們眼中最在意的是民進黨到執政之路的途中，上車的前工運人士背叛了階級立場、背叛工人，為此深惡痛絕。在這裡，對從社運與工運跳槽到民進黨的政客的道德貶抑與對民進黨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扮演的腳色的評價被社運及工運外力人士混為一談了。

近幾年社運四處蜂擁，以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難以想像的規模再起。在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的扭曲世界觀裡，台灣在80年代後快速成為事實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國家並完全進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世界秩序，以「民主化＝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進黨＝壞壞」的公式運作著。似乎在此之前台灣不曾存在於世界體系、國府不曾為台灣成為新自由主義之島與民族主義之島作出貢獻，只有民進黨需要為此負責。再加上容納背叛外力者的民進黨吸納了對成功由社轉政的人，因此邊緣社運與工運更記取這個教訓而對政社關係採取絕對不會出錯的妒恨防衛姿態：能免則免，絕不墮落。

將道德評價與扭曲的世界觀混淆的邊緣社運與工運代價就是，永遠站在民間為社運及工運喊價，然後再以兩黨根本不出價，或是出了極差的價格而悲憤怨幹，其中外力組織者沒有進入國家或政黨、未與國家或政黨協力、未成功掙脫民進黨枷鎖而奪權，所以錯都不是外力，外力都不用負責。是國家、是兩黨要負責，尤其是曾經背叛社運及工運的民進黨的罪責。

另一個邊緣社運與工運人士對民進黨備感不屑的第二個樣貌是：萬惡的民族主義政黨。自上世紀末起台灣引進外勞與外配，偏見與歧視卻充斥民間與政府，移工與外配惡劣的勞動環境與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成為重要的社會不公。民進黨用以與老國民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區隔的台灣民族主義在此捉襟見肘。在邊緣社運人士眼中民進黨作為「民族主義政黨」，也加深了社會不公。

邊緣社運與工運的外力所能見、能反者，僅是英美式批判的正常化國家及其政黨，以對社會邊緣的「排除」與「改進」來製造「社會多數」的滿意以聲稱政權的正當性，這也是民進黨的表面功夫之所在。然而近幾年台灣社會經歷的，並非正常化國家及其政黨排除社會邊緣，而是一個與全體台灣社會為敵、排除全體台灣社會來鞏固其統治權勢的政黨與國家機器─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這就是為什麼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不能想像的大規模社運再起發生了，彷若重回80年代，因為當年是同樣的條件激發了台灣的社會力。

外力的扭曲世界觀是英美視角的、僅適用於正常化國家與政黨的，它無視台灣的社會性質與歷史。它也無視常民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脈絡總是與保衛整體社會有關─反抗日本殖民、反抗國府統治、現在則是反抗天朝主義。民族主義之惡眾所皆知，但是問題總出在常民民族主義在西伐利亞條約後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當它升級成為國族主義後才難以避免[1]。然而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並不進一步思考西方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並基進地思考反世界體系在台灣的意義與策略是甚麼，他們只看到與現代化進程攜手並進的台灣民族主義就直接反彈。也因此他們對反課綱、反服貿這捲起大量社會動能的運動一貫冷漠以對、譏諷不夠進步，但又只能對社會的勢頭不在他們那邊乾瞪眼。

由於邊緣社運與工運的外力在政社關係無法走出對民進黨背叛的的情結與妒恨，更對台灣的社會構成與歷史有扭曲的世界觀不知從何提起政治綱領，因此便來到了一個頗有趣的境地：因為工人看起來是不會奪權了，所以沒有運動失敗責任。邊緣可長可久，外力永續經營。

一旦邊緣社運與工運外力告別對民進黨的妒恨情結，發現不理民進黨走自己的路，就不會受限於被民進黨收編還是背叛的兩難。他們現在習於道德譴責與抱怨沒有階級意識的民族主義政黨根本不識工人有無成功奪取國家機器，然後再為什麼也沒討到而神傷，以抱怨作為運動方法。

但是外力有想到討價永遠不如自己定價嗎？當然有，但是他們有更深沉的療傷需求而只想到他們自己─他們自己扭曲的世界觀下永續經營的妒恨與不用負責的瀟灑身段。但更令人感到沮喪的是，2016以後或許台灣又要重演一次社會力熄火的劇碼，而且這一次可能熄火的更嚴重─如果民進黨確實完全執政、如果第三勢力們撈到幾席立委。或許我們會見到一次因緣際會地，外力扭曲的世界觀在未經反思、未經行動介入的情況下再次扶正翻紅，重新成為社運道德標準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