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熊一同探問戰後日本：雜記小熊英二訪臺（上）

適值台灣「光復」七十年。七十年來，隨著國境線的增生與改劃，經歷同一場戰爭的各地民眾，經歷了不同而彼此陌生的戰後。隨著冷戰結束與民主化，在國族敘事下被壓抑數十年的那場戰爭，又以多元的面貌在歸返於我們眼前。七十年間，「戰爭」與「戰後」如何互相型塑，而我們今天又當如何面對這七十年的臺灣、東亞與世界呢？恰在九月，秋颱杜鵑來襲之前，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為聯經出版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 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2015）宣傳活動抵臺，為我們帶來了一份他山之石。

小熊在臺灣短短不到一週的時間內，不僅接受了三位記者的訪問，更做了六場公開座談／演講。儘管時間如此緊湊，小熊六場演講的主題卻不盡相同，這也從側面展示了小熊教授知識累積的寬廣深厚。然而，這些演講並非互不相干，而是與小熊本身的研究相似，多圍繞著近代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開展。聽眾在各場次中的提問，也多半針對日本的戰爭、安保與社會運動等議題而提出。可以說，在小熊與臺灣的聽眾之間，對如何面對東亞／日本的過去，以及當今的東亞世界／日本將會走向何處，有著共同的關懷。在這樣的關懷之下，憑藉著其深廣的學術背景及幽默的口吻，小熊英二為試著理解日本現代的臺灣人們帶來了一種值得參照，具有社會學分析性質的內部觀點。

學術與社會運動的反思性參與

今年53歲的小熊英二，可說是日本優秀的青壯輩學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著作豐富，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對日本國家的存在，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解析與反省。其著作多次受到相關獎項的肯定，甚至被迻譯為外文：如1995年出版的《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不僅受三多利學藝獎的肯定，更在2002年以A 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為名出版英譯本。小熊此書與其後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98，中譯《「日本人」的國境界》），是以民族國家想像與帝國擴張為關注焦點；此後小熊的研究視線往戰後日本移動，從討論戰後思想界對日本國家歧見的《〈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2002），乃至討論日本68年學運的兩冊巨著《1968》（2009），也受到學界與知識界相當的重視與肯定。

在優秀的學術表現之外，小熊也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觀察、評論，更親身投入社會運動，可說是高度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知識人。小熊也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進行反思：如對自己這幾年積極參與的反核運動，便編著了《原発を止める人びと 3・11から官邸前まで》（2013）一書。其後更進一步進行訪談、收集影像，製成《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首相官邸の前で），透過剪輯民眾拍攝的影像與不同背景參與者的自我陳述，在兩個小時內展現這場運動的緣起與發展，以及運動內部的多元性。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並非罕見，但像小熊一面積極參與，一面拉開距離，進行學術反思的經歷卻頗為獨特。這也是筆者對小熊的學思歷程中，最感興趣的部份。小熊本人作為一個民主政治／社會的支持者，而其研究也對日本國家性質的（歷史性）解剖用力甚深，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他個人關懷的統一？

戰後日本社會史視野下的社會運動

9月25日晚上的演講〈日本的社運與學運―1960年代與現代的比較〉，小熊深入淺出地闡述了戰後日本數波重要的社會運動及其背景。小熊指出，戰後日本四波顯著的社會運動，其所處社會、政治背景並不相同：運動所倚賴的社會動員方式亦不相同。60年反安保鬥爭，多半以商店聯會、學生會、工會等共同體組織動員群眾。儘管這場運動以「反安保鬥爭」聞名，但當年大眾的主訴求卻是拒絕曾為A級戰犯嫌疑者的岸信介，對於安保法案的反對遠不及對岸信介的反對，因而在岸信介下臺後，運動便告一段落。

68年學運則產生於大學招生人數擴充，但未同時改善設備與就業機會的社會背景。對於教學環境長期未獲改善不滿的各校學生，就校內弊端發起了學運。原本因校園環境問題而起的抗爭，隨後由於激進左翼黨派（sector）的介入，才令運動轉向「革命」路線。此時校內學生人數雖多，但彼此並不熟悉，學生的凝聚力，早已不比學生人數仍少的60年。運動自始就存在學生難以組織的問題，也欠缺能令校外社會響應的訴求，最終在激進化後走向瓦解。

隨著人口流動，60年代後日本舊有的社會組織如町內會等逐漸瓦解，倚賴這些社會組織的政黨也因此衰退。鄉村居民往城市移動，但在城市中卻舉目無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離。新興宗教便在這種遍地孤寂的狀況下，藉由提供人們心靈上的慰藉而崛起。社會結構的轉變，也反應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上。70年代，隨著各地的大量開發，引發了城市與鄉村的環境保護運動。這些環境保護運動成為革新派（社會黨、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在地方取得政權的社會基礎。

70、80年代的日本正值高度經濟成長時期。此時的自民黨政府一面增加對公共投資與國民年金的財政挹注，藉由公共建設與福利政策，緩和城鄉居民的不滿，日本的社會運動也因而一度沈寂；另一方面，自民黨以企業為中心重組政黨的社會基礎：採行終身僱用主義，員工對公司有高度向心力的各大會社，漸漸取代瓦解中的町內會，成為自民黨的主要票倉。

自民黨的新社會基礎，終在1990年代因財政匱乏、非典型僱用取代盛行後瓦解，自民黨獲取政權的能力也因之下降。首先，財政匱乏使公共投資衰退，企業不再能藉由支持自民黨來換取政府標案的大餅，企業對自民黨的忠誠因而不再；其次，企業內部的向心力也因僱用機制的改變而衰落，非典型僱用的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遠遠不如終身僱用者。而町內會等共同體的崩解趨勢也沒有改變。自民黨舊有的社會基礎瓦解，但卻找不到新的根基，黨員人數因而不斷下降，得票能力也日益萎縮。

可以說，正是冷戰結束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自民黨的基礎，最後導致2009年的自民黨敗選。在今天，弱化的自民黨不得不倚賴與公明黨的結盟。但在野黨無法團結，以及民眾對民主黨執政的失望，使得自民黨能夠繼續執政。但若投票率低落與在野黨分裂的狀況有所改變，仍有機會出現取代自民黨的政權。

2011年福島核災的衝擊，在社會運動沉寂已久的日本，開啟了新一波運動風潮。這波新的反核運動，也不脫1990年代以來日本的政治、社會結構的影響：運動的發起者，便是已成為就業人口多數的非典型就業青年勞工；傳統的町內會或工會組織也不再為組織者倚賴，透過網路傳播資訊吸引理念相近的個人到場，才是這些行動的動員方式。

新一波的社會運動也衝擊著媒體。在9月23日晚上《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放映座談中，小熊特別提到：由於長期缺乏群眾運動，日本的媒體在東京市民於市區、國會前乃至首相官邸前展開示威抗議時，對這些行動了解甚少，因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不曉得從何報導起。全國的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福島，卻對首都的這些行動毫無所悉。在欠缺媒體關注的情況下，他們不僅透過網路動員，也藉由網路散布活動紀錄。這些零散的，市民們藉由網路發起的群眾運動，最後結成了首都圈反核電聯盟，並開啟了每週五晚上固定在首相官邸前進行抗議的日常式抗爭。

以首都圈反核電聯盟為代表的這波社會運動雖以反核為主訴求，但其內涵卻不純然是對核科技的質疑，還帶有對當前日本政治機制無法反應民意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不安。而近期以SEALDs為主要號召團體的反安保立法運動，[1]也與311後的反核運動共享類似的社會基礎與方法：不僅參與者來自社會各階層，每週五在國會議事堂前定時抗議，也同樣帶有對日本民主制度的質疑。

這場演講，可以說是一場簡明日本戰後政治社會史。其總體的視野，正展現了歷史社會學知識與分析如何幫助行動者理解當下，乃至藉由深層的理解，探求未來方向可能性的思考。學問如何可以貢獻於社會？學術研究如何與個人社會行動互為扶持，乃至結合？小熊明確地展現了一種可能的方式。

交織於東亞的戰爭遺留問題

有關安保立法、修憲與戰爭的問題，是許多臺灣聽眾關注的重點。就修憲問題而言，小熊認為憲法第九條是日本國非戰憲法的精神所在。因此改變第九條，事實上就是改變整個日本國憲法的精神。也由於改動第九條是極大程度的改動，要更動第九條的政權，必須有民意極大的支持與肯定，才具有改動的正當性。日本憲法並非不可改動，而為了配合安保體系而進行修憲也非不可理解的想法。但就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民黨的支持者以全國而言，實際上是少數，他們僅因投票率低能夠把持政權。在這樣的狀況下，自民黨欠缺國民的信任，也不具有改憲的正當性。

對日本人而言，新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有著再次捲入慘痛戰爭的憂慮；對週邊國家的人們來說，也扣著日本侵略再起的擔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來，戰爭並不會如此輕易的發生。但安倍政權推動修法正逢終戰70週年之際，如此巧合的時間點，自然更加挑動東亞各國迥異的戰爭歷史記憶。恰巧此次小熊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主題之一，正是七十年前那場戰爭的經驗。於是在各場演講之中，便免不了對戰爭責任、賠償、記憶有相關的討論。

如《活著回來的男人》第九章中提及父親小熊謙二成為共同原告，與中國籍朝鮮人吳雄根一同向日本法院提出朝鮮人徵兵賠償訴訟時，曾論及冷戰局勢如何阻擋了戰後補償／賠償的可能，致使各前殖民地的索賠運動，直到1980年代才伴隨民主化對冷戰威權政權的衝擊而風起雲湧。在此，小熊的討論是為了說明其父親所參與的行動，因而是以日本國內的索賠運動，延伸至朝鮮系民眾如何爭取賠償為論述的主軸。

相對於此，吳叡人24日與談時則以臺灣經驗為基礎，從前殖民地的角度說明了求償的困境。吳叡人指出，戰後盟國並未給予殖民地人民國籍選擇權，因此以日本人身份請求賠償或補償成為不可能的途徑；其後，在美國的影響下，與日本簽訂和約的各國，都放棄了賠償請求權；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時，也放棄了國家的賠償請求權。至此，前日本佔領地與殖民地人民，僅能以個人身份向日本提出賠償請求或訴訟。這也是1980年代以來，臺籍日本兵等求償行動採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