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何時解除海禁？

某回與台灣著名海洋作家廖鴻基先生餐敘，席間談到「海禁」問題，廖先生不無感慨地說，台灣四面環海，卻嚴禁人民自由地從事海上活動，連搭乘賞鯨船出海都得先「報關」，等同於出國；而全世界現在仍實施海禁的國家，只剩北韓與台灣。我聽完後甚感驚駭，什麼？一個自詡為民主自由的國度，竟與絕對極權統治的北韓對海洋「有志一同」，實在令人不敢置信。

台灣為何仍實施海禁？理由不外是「國土安全」考量。在過去「漢賊不兩立」的國共對峙時代，為了防止敵人藉台灣環海之便滲透、破壞，因此嚴禁一般人民自由出海，甚至許多海岸都被劃為軍事禁區，連靠近一步也不行。這種幾近鎖國的作法，使得台灣過去六十餘年除了經濟及漁業等需求的海上活動外，庶民生活幾乎與海洋絕緣，因此也就發展不出完備的「海洋文化」──諸如文學與藝術，以及台灣先民原已孕育的冒險精神。說來諷刺，台灣有全球數一數二的良港，有航線遍布世界各地的海運，有傳承數百年的海洋信仰（媽祖、王船祭等），也有十分可口的海洋料理，但一般民眾對海洋的認識、敬畏與「再現」（文藝上的）卻非常匱乏。筆者一位法國朋友在聽聞台灣仍禁止民眾自行出海時驚訝地表示，「太不可思議了，你們製造的遊艇是全球最棒的，為什麼台灣人卻不能享受自己生產的遊艇？」

民進黨執政後，曾大力推動「海洋文化」，允許短時間的海上觀光活動，過去總是被高牆圍堵的港口也陸續開放，國人得以重新與久違的海洋親近。但自戒嚴時期即已實施的「海禁」卻依然沒有鬆綁，民眾要自駕船隻出海仍舊限制重重，港口還是滿佈油污與髒亂，完全沒有臨海先進國家美麗港灣的動人景緻，「海洋文化」的重建，顯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一點從台灣本土的海洋文學與藝術表現便可略窺一斑。以筆者熟悉的文學領域為例，海洋做為文學書寫的主題或背景，在西方可推溯至荷馬（Homer）筆下的《奧德賽》（Odyssey），接續則有味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記》（Aeneid）──其中特洛伊（Troy）英雄赫克托（Hector）顯靈對埃涅阿斯的指示：「到海上漫遊，就會找到重建家園的城市」云云，幾乎已成為西方世界海上冒險的箴言。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歐洲開啟了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不僅為西歐各國累積迄今人人稱羨的財富，在文化上更是承先啟後，將海洋文學推向近現代的另一高峰，不論是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鯨記》（Moby Dick）、傑克‧倫敦（Jack London，他曾自駕一艘名為Snark的船航向夏威夷）的《海狼》（The Sea Wolf），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都是馳名全球的海洋文學鉅著。 

相對的，過去台灣雖也曾有優秀的海洋書寫，諸如覃子豪《海洋詩鈔》、瘂弦《無譜之歌》、汪啟疆〈海的莎樂美〉、〈鹽〉，楊牧〈料羅灣的漁舟〉、〈瓶中稿〉，以及東年的《失蹤的太平洋三號》等，但終究在戒嚴時代的海禁限制下，儘管「大海洋詩社」創設，儘管作家們從未放棄對海洋的夢想與關懷，但海洋始終沒有成為台灣文學重要的書寫主題。一直到當代，夏曼‧藍波安與廖鴻基（尤其是後者）將自身縱浪於滄海、與汪洋依違抗衡的經驗形諸筆墨後，海洋文學才終於佔有台灣文壇一席之地。但做為一個與海共存共生的國家，這顯然還不夠，我們仍需要更多親近海洋的自由、更多接受海洋洗禮的普遍經驗，以開拓更多元的海洋文化。

當全世界都以擴張「海權」作為政經發展策略時，標榜民主自由的台灣，實在不應再固守落後（甚至有違憲之虞）的海禁措施。過去的經驗證明，海禁並未讓台灣完全免於偷渡、走私，乃至敵人滲透的威脅，反而倒過來像牢籠般困住了善良的人民，也箝制了文化的發展，人民不了解海洋，更不知如何尊重海洋。廖鴻基在《領土出航》中曾引用一位英國航海家的話：「海洋鍛鍊一個人的意志和膽識。」是的，台灣地狹人稠，若要與世界競爭，必須走向「藍海」（Blue Ocean），開發新的市場，而這有賴於先民遺傳的海洋意志做為後盾。主政者如果夠聰明，應該慎重思考解除海禁，喚醒台灣人血液中的海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