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法律系畢業，立即改念歷史。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網址：blog.roodo.com/chita
這個八月是二戰終結七十年漣漪激盪的時節。一方面，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安保法制（新安保法）引發國內外議論（內部騷動更甚於國際質疑）；另一方面，廣島、長崎都先後舉行了原爆七十年的紀念活動，首相安倍晉三重申「堅持非核三原則」（對核子武器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當然，玉音放送的八月十五終戰日，從來就不是句點，那是接力問答，安倍有關終戰七十周年的談話有提及道歉但是否誠意？後續如何？其後，安倍的中國行暫緩，中國假九三之名（日軍受降日）閱兵，連戰前往北京匍伏稱臣……一切的一切，漣漪不斷。
相較於德國對二戰的全盤認罪，日本的彆扭以及戰後的迅速復甦，致使嫉恨在東亞（尤其是中、韓）蔓延開來。咎責日本是絕對必要，但周邊的中、韓、朝（鮮）等國不以追求東亞和平為職志，徒以仇日作支架（甚或是以仇日遮掩內部矛盾），也是治絲益棼的主因。簡言之，將日本視為鐵板一塊，不認真思索日本國內對戰爭的態度，且隨時間物移必有新的詮解，就勢必一再扎稻草人猛刺，遑論進一步理解日本這民族是怎回事！
長期以來，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世人理解日本「國民性」的經典力作。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劍（刀）是武士象徵，日本文化的矛盾／雙重性（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在其筆下鮮明有致，之所以如此，潘乃德認為幼時教養與成人教養斷裂所以致之；她更以西方人重視內在罪責（sin），東方人著重表象羞恥（shame）作為「文化類型」的對比。凡此，都深深影響了戰後的日本研究。即使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探求日本文化的方式較潘乃德上天入地求之遍，但形之於《鏡像下的日本人》、《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諸書的基本框架仍是潘乃德模式。
見宮廟之美（謎）而盡在牆外逡巡不前，終窺不得堂奧。所以與其試問外人（雖然這些洋菩薩都很了得），反求日本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終戰初期，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即撰寫《鎖國──日本の悲劇》（1950年），指陳「近世初期新科學發展以來，歐美人花費三百年的歲月使科學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而日本民族在這發展的期間鎖住國門，其後的250年間通過國家權力遮斷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響」。
然而這種喟歎近於德國歷史主義大家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在1946年以83歲高齡疾書的《德國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俱屬時代老人的生命感懷。畢竟，德國歷史主義的理路與國家主義的風潮時有交錯，而京都學派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亦頗曖昧。所以和辻哲郎、邁乃克的沈痛懺語必緣於切割，而切割常會藕斷絲連，難以立即直指核心。
深度批判首推丸山真男。作為戰後日本政治思想宗師的丸山，他批判日本的「超國家主義」（ultra nationalism），直入核心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侏儒法西斯體制，亦即掌握統帥權的天皇緘默、不介入，各層級官僚、軍人的個人意志脆弱以致隨風搖曳，終讓軍方、浪人以下剋上，造成既成事實後讓日本一步步通往修羅道。這既是憲政缺憾，更與日本政治的精神狀況息息相關。丸山追溯日本的傳統思想，提出一種「執拗的低音」的理念，認為外來的儒家、佛教、基督教諸文化，都會被日本深層不移的本土性所修正，這些神祕、內在的風俗、法則，到了高舉「八紘一宇」的軍國年代，就如薪火全面延燒了。
今夏（7月 20日）甫過世的自由派學者、行動家鶴見俊輔（後藤新平外孫）更值一提。他首揭「十五年戰爭」一詞，用以稱謂日本捲入戰爭係法西斯軍國主義系列行動之總合，所以不該祇談日本涉入與美國交戰的時期（不論叫「大東亞戰爭」或「太平洋戰爭」），這會淡化日本人的戰爭責任，如斯倡言若沒睿智與勇氣是做不來的。依循「十五年戰爭」史觀，鶴見關於戰爭／法西斯／國民精神的總批判，遂深化結晶為《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書。
鶴見獨樹一幟之處在於，他冷冽面對但擴展了「轉向」問題的思惟。日本從昭和年號開始，軍國氣焰始張揚，左翼勢力開始遭到清掃，1933年6月10日，日共委員長佐野學、中央委員鍋山貞親於獄中發表《致共同被告同志書》，撤回共產黨的主張，並肯認帝國出兵滿洲的方針。這一共同聲明發表後，三年內有74%的政治判刑者跟著「轉向」。這既是日本左翼的重挫，更是世界左翼史上的大驚奇。
鶴見解析「轉向」的成因包含國家強制力與個人的自發性，關於後者，鶴見靈光直指係源於日本的鎖國性。檢視當時的左翼被告和起訴者幾乎都來自「東大新人會」，封建意識形塑出的「想像共同體」，就讓多數共產黨人集體「轉向」。鶴見更拿江戶中期以來始終盛行不衰的《忠臣藏》（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故事）為例，說明日本人在鎖國狀態下，一切祇為最初的目標而思想、活動，絕不改易初衷，此種「忠臣藏症候群」不但可解釋日本盲目走向戰爭的集體心理，「轉向」於此也有了一番讓人拍案叫絕的詮解──改革必須立基於傳統，日本有「自我完結性」的能力，於是馬克思共產思想就被軍國法西斯之魂替代了。
「轉向」也和「國體」的建構與變易有關。鶴見指出明治維新以後的新政體，可分為顯教與密教兩部分。顯教係尊崇日本自古以來的天皇制，密教部分則取經於西方文明。可惜當法西斯軍國主義瀰漫全日本後，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思惟就被顯教的天皇制吞沒，「轉向」於焉產生。鶴見整部書就在探索「十五年戰爭」期間，以「轉向」為主軸的日本精神面。
如鶴見這般深思熟慮且具體投入社會改造運動的知識分子，在日本或仍為少數，其綻放的思想結晶卻絕非周邊仇日國家所能輕意頡頏。
再就打破向來對日人的刻板印象來說，大貫惠美子綰合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與歷史學成就的《被扭曲の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殊值一讀。若說潘乃德之書是外部取徑、捨異求同的西方主義立場，那大貫惠美子則深入肌理、多元發光。她以豐富的史料呈現櫻花的多義：遠古時代是和農耕文化的宇宙觀貼合，平安時代則透顯貴族文化的「物哀」之情，中世紀以迄江戶時代，櫻花演變成日本獨具的文化象徵；然而近代天皇制昂揚的過程中被人為的扭曲，由文化而政治，成為「為天皇即國家而犧牲」的意識形態，其極致就是神風特攻隊。
然而，大貫以特攻隊的學徒兵所留下的手記、日記為本，證明在人／工具、家庭／國家的辯證中，人性的可貴與複雜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年輕人將美的價值投射到自己的理想主義和愛國心之上，使自己的犧牲得以正當化，成為源於高尚動機、追求美好目標的行動者。最後，大貫惠美子該書的主題是要回應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的著作《枝幹被扭曲之木──人類》。伯林的主調在於：極權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有秩序的馴化」是要將人「矯正得毫無價值」，參與扭曲的除了首惡、幫凶，所有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這股邪惡力量中，這是戰爭給予人們最深層的反思功課。
在詳研大貫惠美子這部滿是碎鑽的大書後，若再閱讀百田尚樹的《永遠の○》（或觀賞由岡田准一主演，同名改編的電影），或會對深愛家人不輕易言死的主人翁宮部久藏，何以會在最後關頭尋死的心理歷程有另一番體觸。也就是說，今日看待日本人的戰爭態度，先理解而後批判可能才是正途。一逕地仇日、窮追猛打，除了凸顯自身的愚騃、狹隘，更嚴重的是仇日背後暗藏更多不敢自揭的醜陋面貌。
試問，將二戰性質化約成「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官僚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等），以及依附此說的左翼寄生者，有無思索過僅以德、義、日三個軸心國為對象，是否忘卻反帝才該是二戰本質，準此，戰後霸主美帝固然該批判，但紅色帝國也不該寬宥，看看紅軍以解放之名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小國，東歐、東南歐，以及入侵德國之後，俄軍的燒殺姦淫擄掠，可說罄竹難書；且不僅於歐洲，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後，俄軍開拔進入中國東北，對日本、中國女性的姦辱，根本是禽獸不如。所以不批判紅色帝國者，必是當下匍伏於天朝主義的軟骨者。防制日本軍國幽靈復生固然重要，但縱容天朝主義猖獗無度，恐怕更不可能全面止戰，於是二戰終結七十年的今日，歐洲全面和解共創和平樂音，東亞卻是噪音、鐵蹄聲再起，和平猶如海市蜃樓。更可悲者，迷霧中的台灣祇讓人絕望！
（原文刊於《文訊》359期（2015年9月），今再就新聞事件和細節深化作補述，重新登載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