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課綱背後:年輕人對兩蔣儒家社會秩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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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凌晨兩點,在反高中歷史課綱的群眾佔領教育部廣場後,一對夫妻來到教育部人群中尋找他們18歲的兒子周天觀。接下來鏡頭捕捉到的事情,開始快速的散佈。對很多人來說,這顯示了兩代之間的裂痕,就像幾天前林冠華和他父母親的衝突一樣。

聯合新聞網拍到周進華強拉兒子天觀離開抗議現場,最後怨嘆說:「我是你爸爸啊。」憤怒的天觀並不領情,在掙扎拉扯後,以手扣住父親脖子,大喊:「離我遠一點!」最後他們在天觀母親郭盈蘭叫父親放手後,才將兩人分開。天觀轉向父親:「我在為台灣未來努力!你做了什麼貢獻?」周媽媽用打罵回應。周天觀推了母親一把,並大喊:「你走開!」周遭群眾試圖將他們兩個分開,最後警察來了,才讓大家冷靜下來。

這段影像就像是有各自解讀空間的羅夏克測驗(Rorschach test)。很多人認為這是一位年輕人建立主體性,並向父母干涉他的人生說不。「我在為台灣未來努力!你做了什麼貢獻?」他的一席話,讓許多人想到自己家的人,也一樣沒有對台灣民主有所貢獻,甚至反對民主化。

在另外一些人的眼裡,他們看到的是悲哀的社會崩壞現象。父母明明是為小孩好,卻被言語羞辱、肢體暴力,然後拒絕得遠遠的。這些父母希望能夠讓他們的小孩遠離這個「危險」的環境──青少年打破了法律,直接用行動去挑戰負責全國教育的教育部──卻遭到羞辱。

儘管世代差距是造成意見如此分岐的一大原因──人們會對和他們相近年齡的人產生認同感──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民主化帶來的社會理想(social ideal)劇變。今日的台灣,很多人從小就被教導要珍惜民主,但對另外一群人來說,他們被教導著要珍惜傳統的中華文化。而這兩種價值系統,無論是政治上或在家庭中,都很難並存。

蔣氏儒家思想

台灣年輕人普遍認為民主是他們身份認同的基本成分。舉例來說,美國德州奧斯丁學院(Austin College)的Don Rodger教授就發現,他所調查的年輕人當中,95%同意「維護民主對台灣未來很重要」。年輕世代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權,還包括了他們選擇生活,和表達對父母、老師、政府不滿的權利。就連思想保守的馬英九總統,也曾經說過中華民國(R.O.C)是唯一的「華人民主」。

然而在兩蔣領導下,中華民國領導人卻更強調,這個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後,成為最後保有「中華文化」的國家。他們說法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就是儒家文化,民主也要符合儒家思想。

1992年,當民主化正如火如荼的開始時,現在泛藍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在World Affairs 期刊中寫道:

「台灣人儘管來自不同的族群和不同信仰,卻被儒家文化緊緊聯繫在一起⋯在政治上,儒家認為政府是家庭的延伸,當中的每個人都了解自己的位置和責任。如同白鲁恂(Lucian Pye)所說『儒家的理想政府是理想家庭的延伸,所以政府首要任務就和家庭一樣──確保安全、和諧、和團結。』」

「多元、開放,廣納民眾意見來選擇政策的這種作法,就和我們的文化背景相違背,頻繁的對立對在台華人來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儒家特別強調群體和諧,和歐美國家用個人主義建構的政治和社會,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如同Samuel Huntington所言,『在儒家社會,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競爭和對立,所以事前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因此,民主概念要先和傳統價值融合,才能讓大家比較能接受,也延續傳統中華文化中強調的長幼有序、維繫關係,以調解取代對抗。就算父權主義未來可能會漸漸被多元競爭取代,這個影響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和政治的儒家文化,也不大可能完全消失。」

儒家文化闡述了人與人之間的上下屬「君臣」、「父子」、「師生」的關係,在下位的「人民、孩子、學生」,應該無條件服從在上位的「統治者、父親、老師」,但在上位者也必須要關愛在下位者。

中國國民黨政府將這些關係和政治混為一談。洪秀柱在高中時期被她的老師拉進國民黨,她當時的年紀不一定比現在反課綱的學生大,但這些學生卻被她認為「還太小,不該碰政治」。在此同時,被稱為國父的孫中山,也算是我們在天之靈的父親,透過無所不在的肖像和能夠「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的三民主義,從天堂往下看著我們。蔣介石不僅被塑造成一位明君,還是一位十八般武藝樣樣行都行的聖人,在晚年的時候,更是一位慈祥的爺爺。在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生日那一天,會有政府紀念活動,彷彿他們兩位是全民的家人一樣。

蔣經國很完美的扮演這些人民所需要的社會角色,是一位沈著的國家元首,在訪視各項建設進度的途中還會親親嬰兒。他在接管蔣家家業前,已經在政府裡工作了數十年。他也在1978年「總統蔣經國聲明選集,1978-1983」的英文論文中,公開的展現出孝順的一面:

「先父蔣經國已過世三年,我再也聽不到他的教誨和感受他的善良和仁慈。但當我工作得沒日沒夜的時候,我會自然而然地抬起頭望向父親雕像的眼睛。在那個瞬間,我就能聽到父親的聲音告訴我,要放鬆,然後平靜下來,就能繼續向前。然後我就能再挺起胸膛,像重生一樣。當我困惑迷惘的時候,父親雕像的眼睛散所散發出的光芒,能暢通堵住的思緒,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他是我的領導者,是慈父也是嚴師。到現在,他的愛依舊深深影響著我。」

相較之下,違抗國民黨的抗議民眾,要不被形塑成壞人,要不就是違逆倫理的任性小孩。看看下面蔣經國對於台獨份子的言論:

「所謂的『台獨』份子仍流著中華民族的血脈,他們的先人曾經是愛國份子,他們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會讓他們的祖先悲痛,還會讓親族無言的憤恨。每個好家庭總有一兩個忘恩負義的孩子,但天下的父母都會期盼孩子重回正軌。我們相人類的良知終究會讓他們回到對的道路上。已經有些台獨份子們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政府是用親情般的期待看待。但是,如果他們依舊不知悔改,繼續擅自主張,那麼我們就很難用這樣的情緒寬待。」

因為儒家思想主張教育會影響道德的養成,叛逆就隱含著老師和家長沒教好。所以家長和老師會用威權壓迫孩子成為順民,如果不成,就會把教壞的責任推給別人。

周天觀

周天觀和林冠華的故事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周進華和郭盈蘭已經是公眾人物,他們以已故兒子周大觀之名成立了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獎給那些努力抗癌的人們。周大觀在很小的時候就因癌逝世,但留下發人深省的詩集。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長期和政府維持很好的合作關係,所以當周家小兒子投身反抗政府,想必給父母帶來了焦慮。

如影片所見,周爸爸、周媽媽公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連拉帶推的想把兒子帶回家。這種對下位者不聽話的處置方式,在兩蔣統治時期的中華民國相當常見。父母會體罰小孩,連戰在「Premier Lien: A Man of Pragmatism」一書中回憶,他小時候在二戰的時候,他媽媽會在地上畫個圈,叫他乖乖待在裡面直到她回來。如果媽媽回來時他不在圈圈內,就會將他毒打一頓。老師也會體罰學生,就算是現在,很多台灣老一輩的人還是會告訴我,現在的學生很難教,因為法律規定老師不能體罰了。另外,中等學校裡有教官,曾任訓導主任的洪秀柱也扮演類似的角色。我們都知道,國家會毆打、囚禁,甚至殺害異者。傳統體制最終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已不再接受國家用暴力來維持現狀。

當強迫沒用,且周家故事被大眾檢視的時候,周爸爸、周媽媽必須要挽回他們的顏面。所以當記者在隔天採訪郭盈蘭的時候,她將自己和孩子的抗議行為劃清界線。她哭著告訴媒體,天觀曾經是個單純、善良、充滿愛的孩子。他從不犯錯,甚至沒殺過一隻螞蟻,成績表現也一直都很好。但在這兩、三個月,他變了。他從英國回來後就像紅衛兵(就像洪秀柱形容學生的一樣)似的參加學生抗議行動。她發現他被政治人物、教授、社運領袖的「教壞了」。「他的思想和行為全變了!」並呼籲他們:「不要再利用孩子了!(呼應了國民黨的說法)」這些言論都暗自否定了周天觀是個獨立行為個體。最後,她說她已經失去了一個孩子(因為罹癌),不希望再失去另外一個(因為政治)。這番感性的告白,等於是在說周天觀浪費了生命,而這樣的機會是他那單純、英勇的哥哥大觀無法擁有的。

除了完美呼應了政府官方的說法外,郭盈蘭故事的有趣之處在於周天觀已經參加過2014年三、四月的一場社會運動,比他媽媽所說的「展現陰暗面」的時間還早了一年。但是當時他參加的團體是白色正義聯盟,支持政府對抗太陽花學運。所以很顯然的,那場運動「很棒」,也很「適合」小孩。

幸好這個紛爭和平落幕了。當媒體終於訪問周天觀,他為他當初對父母不禮貌的行為道歉,然後說明他的想法從白色正義聯盟時期,到現在參與反課綱是怎樣改變。並重申他會繼續致力於這場運動。在他這個部分,他的父母承諾會尊重他的觀點,也承認他們比較保守,只是不希望他受傷。

林冠華

相反的,大林家則是上演了最壞的結局。大林真正自殺的原因,將永遠成謎了。在他過世之後,他的父母認為他的死因是憂鬱症。一段7月1日LINE的對話顯示,他是有計劃地用他的死來阻止課綱實施,他最後一篇Facebook的貼文也呼籲要阻止新課網實施。

如果他的自殺真的是計劃好的,那他是用傳統中華文化中最終極的抗議手段。像屈原投河自盡抗議貪腐一樣,屈原寫詩表達對國家的憂慮、對君王的憤怒和對人民的憐惜,然後投江自盡(民眾為防止魚吃掉他的屍體,將粽子投入河中,成為今日划龍舟和吃粽子的由來)。至於現代台灣,最典型的案例是在1989年為爭取言論自由引火自焚的鄭南榕。最近,還有開卡車衝進總統府的張德正,和也是在總統府前自焚的黃先生。

國家讓人民知道自殺是最終極的抗議手段,是有原因的。這可以讓上位者蒙羞,卻不影響他們的權力地位,然後當抗議者死後,他們就不再能反抗政府了。去年的時候,一位我認識的深藍支持者,在Facebook上po文說太陽花運動支持者如果是真心的,可以以死明志。如果當初他們真的那麼做,那現在就沒有時代力量黨了。

大林生命最後的這幾天,和屈原的故事其實很不一樣。大林是一個被剝奪尊嚴而被迫要在理想和未來之中做選擇的年輕人。政府官員和他爭辯,聲稱除非他學會接受不正義的程序和不正確的課綱,他的未來不會有出路。

就像過去一樣,政府、學校、家長之間已經被秘密的串連起來。在大林攻進教育部後,有關當局逮捕他,並將他和毒販、流氓關在一起,他因為擔心害怕,當晚只睡了半小時。在交保後,教育部以提起告訴威嚇他,並傳了下面的訊息給他的學校:

貴校學生林冠華於7月23日赴教育部陳情抗議,經裁定2萬元交保。教育部希請學校派該名同學熟識的老師,協助了解學生與家長以下事項,並於今日前回報本局:
1.學生參與此次活動的緣由與感想;
2.未來有何想法(含法律訴訟);
3.是否願意與署長或教育部長官見面,提出訴求,彼此溝通。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已經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看看這個七分鐘的影片,這是大林生前最後一次在談話節目上談論他的校長、老師和父母是怎樣向他施壓,然後主持人鼓勵安慰他。

上節目談論家裡紛爭,主持人還支持反抗政府的學生,這種事在過去是絕不被允許的。甚至有人認為主持人這樣的做法,就算沒說錯,也是讓林家關係更為緊張,甚至會讓林爸爸蒙羞。

但重點是,他在節目上所說的似乎解答了一些謎團。他提到這次是第一次校長這樣緊盯著他,而且非但沒討論他做這件事的意義,這群原本應該導引他的人生方向者,只是一味貶低他的行為,警告他快把自己的未來毀了。

林媽媽告訴大林,建中(全國最好的高中,馬英九的母校)的學生抗議歸抗議,還是能考上台大法律系(前總統陳水扁亦就讀此系),但他一個高職的學生,沒本錢這樣出頭。「你以為你是誰?」在林媽媽的那個年代,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下,政府透過考試招收全國最頂尖的人,人民本來就該臣服在統治之下。大林告訴媽媽,她的想法是菁英主義,人民,無論成績好壞,都有權評論國家的未來。

大林同意他的老師和校長的確表達關心,但他們所說的話卻全是否定的。這令人想到反課綱學生希望教育部長停止虛偽的「關懷」。學生的回應或許令人意外,不過從傳統文化來看,就能理解了。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很多事情是禮尚往來。要記好婚禮上收到誰的紅包,等到對方結婚的時候,再包回更大包的紅包。年幼的孩子受到父母的照顧,長大就換他們孝順父母;年紀小的時候過年領長輩的紅包,長大結婚後就換成長輩領子孫的紅包。

再把這樣的文化和前面提到儒家的上下屬關係一起看,結論就變成:上位者表達的關愛,就該得到下位者的服從尊重。所以當國家表達關心,並不只是因為同情,而是在鞏固權威。

大林死後,學校盡所能的卸責。他們公開大林的心理諮詢紀錄。校長也撇清,她沒有為難大林,家訪也不是大林自殺的原因。

相反的,林媽媽的態度卻有了180度的大轉變。她在臉書po文,向已逝的兒子道歉,坦言過去傳統的教養方式是不對,也指出大林曾批評台灣的教育太偏重死背。大林曾經是班上成績頂尖的學生,但很快就厭倦學校了:也就是說,學校體系其實浪費了這樣的人才,還逼他們上街。她說:

「有病的是這個社會,是大人,是我這種被洗腦過的家長,你是個永遠有純真思考的小王子,你的使命完成了,讓輿論去沸騰吧,讓我們這些被洗腦過的成人去重新思考吧。」

在最新的po文中,林媽媽要大家收回政黨在操弄學生的說法,她說,大林是個獨立思考的孩子,他的犧牲有自己的理由。林媽媽也開始支持反課綱。

新時代來臨

林媽媽經歷的痛、覺悟,和她的觀察都點出了台灣社會未來一定會更加民主深化。現在很多台灣年輕人都認為在政治上、學校或家裡,傳統威權不僅會摧毀他們的信念,也會使他們無從為未來作準備。

就算不看新聞的人也能夠理解,台灣年輕人評論台灣教育總是說著類似的故事。我妻子小時候被認為是「壞學生」,只因為他很愛問老師問題。師長會告訴她,「這麼愛問題的話,你去美國好了。」現在她真的有想要離開了,因為她不想要我們未來的孩子承受這些。

長大之後,她透過網路和旅行,更堅信在台灣教育體制下長大的孩子,沒辦法隨心所欲的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她未能在喜歡的領域上獲得紮實的訓練,只有一連串強調背誦的冗長課程,因為被功課壓的喘不過氣而完全無法學以致用,因為投入教育的資源不夠多,她也無法擁有足夠的硬體設施設備。

我是我美國母校的面試官,所以有過很多和台灣優秀學生在面試時深談的經驗。每一位在提到想去美國念書的理由時,都是因為這樣可以接觸自由開放的教育環,然後激發潛能。我也發現,面試比較有自覺和思考成熟的學生都和下列有關:(1)他們出國唸書的時間長短;(2)是否念過台灣的國際學校;(3)他們父母的國際化程度。看到這些孩子的人生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決定,是件痛苦的事,中下階級家庭的孩子被遠遠拋在後面,但父母沒辦法提供最好的機會也不是他們的錯,更何況,要改變這一切的花費其實是相對便宜的(比起興建核四廠)。

今年我們看到高中生們開始反擊。在國家的層級,反課綱學生挑明他們拒絕一個政治洗腦和使他們更趨向敵國的課綱。他們也譴責課綱缺乏透明度,因為他們認為公開透明會有比較好的結果,並質疑那些掌有權力的人(們)是被利益誘惑。他們覺得他們應該享有介入政治的權利,這是每個人都有的權利。

從學校層級來看,學生期待能夠積極參與課堂和學校決策,特別是今年的歷史課綱。他們在課堂上已經無聊到擁有神乎其境的轉筆技巧。然後,下學期開始,有些老師還要上他們反對的新課綱。從經濟觀點來看,台灣此刻比任刻都更需要培養學生創意、思辨、主動、社交和獨立的能力。舊教育制度已經不夠了,他們花時間背誦的東西,只要在 Google上就查得到。

在家裡,小孩們本該享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什麼才是他們最有興趣的事情,藉此發展屬於他們自己的專長。結果家長反而逼他們沒日沒夜的坐在書桌前,在把他們送至大學後,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念什麼,也沒有什麼處理人際關係和創業的經驗。他們應該要培養批判性能力,讓父母挑戰他們的是非觀念,而不是只被父母體罰,然後只丟一句:「我說了算。」

從教育部對抗議學生和教育體系築起的高牆──政府從90年代就一直口口聲聲說要教育要改革──可以看出,要讓幻滅的抗議學生看到改變,恐怕要等他們成為政府官員、老師、和父母的時候,才能將他們未曾擁有過的體會帶給下一代。沒錯,接下來的路還是會有無法預期的結果和失序,就像解嚴初期導致組織犯罪達到巔峰,顯示出法律和秩序間的斷痕。但他們無法享有理想環境的記憶,應該會讓這群孩子的決心堅定。透過今年的反課綱行動,他們已經讓老一輩的人開始體認到:社會改變即將來臨,而且沛然莫之能禦。

(原文於8月14日發表於英文想想論壇,標題為Curriculum Protests Challenge Chiang-Confucian Social Order
譯者:洪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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