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請搞清楚:除了錢,粉塵爆患者還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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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伯操著生硬的中文說:「醫師,台灣甚麼都好,就是廟宇太多,It bothered me a lot!」 他大概發現我的表情有點怪怪的,立刻解釋:「對不起!我沒有對台灣的宗教不敬,因為我很怕鞭炮聲!」

原來,這名個案在越戰時期擔任美軍直升機駕駛員,幾乎天天在槍林彈雨中度過,當年可怕的回憶,竟然在越戰結束後的三十年,出現在他與台籍妻子一起到廟宇還願的鞭炮聲中,從此,關於越戰的噩夢不斷,生活變得過度警覺 (Hypervigilance)、易怒、常受驚嚇 (Startle Response),妻子抱怨他非常不能接受開車經過廟宇,連夫妻關係也日益惡化!

天啊!經過三十年才發病,這到底是甚麼可怕的病!他極可能罹患延遲型(Delayed type)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且是非常晚發。

台灣經過無數次天災人禍的考驗,筆者記憶中曾參與國華空難、華航大園空難、九二一大地震、高屏大橋斷橋、恆春地震(治療唯一罹難者家屬)、梅嶺學童大車禍、八八風災(小林村滅村)、高雄氣爆,印象中就是一個「亂」字!感覺就是沒有章法:九二一地震時的自願救災人員及車隊造成傷者外送急救困難,同樣的事件也出現在八八水災事件上。商周良醫網在2014年8月3日刊登過拙文:《如何協助經歷大災難的人們?災民何去何從?》 :

7月23日澎湖發生復興航空空難,傷者和往生者家屬獲得社會極大的同情與關注;一周後的高雄發生史上最大的氣爆意外,造成更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沒錯!氣爆事件順理成章地囊括所有的媒體版面與民眾的關心、支援。在這事件下,請問有誰還記得飛航安全委員該在8月1日公布黑盒子調查進度?誰還記得空難往生者剛辦完頭七?那些罹難者家屬心裡的痛依然不減。

25年行醫過程,參與無數的災難事件,國華空難、華航大園空難、恆春地震、高屏大橋斷裂、梅嶺大車禍、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不計其數,也面對很多受難家屬情緒潰堤、甚至不理性的指責,我們都能接受與理解。

記得華航大園空難,衛生局指派我們到高雄市殯儀館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失控的家屬指著醫護人員要給他們一個交代;九二一大地震,跟著宗教團體第一時間進入災區,希望安慰受難者心理,然而我們很快發現,在那個混亂的當下,也許「收驚」比較適合用來撫慰倖存者驚慌失措的心靈;八八水災,我們也很快組織團隊深入原鄉,各方救濟物資堆滿了學校、機關,熱心的救難人員和宗教慈善團體造成空間有限的山地聯外道路大塞車,善款更是源源不絕地進到指定帳戶,大愛村、大企業捐助的永久屋,用其一貫的高效率迅速蓋好,提供給原住民,並教導他們種植有機蔬菜。

但原住民卻不想搬入我們認為舒適的樓房,反而選擇留在山上;還有一群虎視眈眈的學術研究者,開始估算這些災難可以寫出多少篇論文、可以產出幾個碩博士,他們不在乎災民是否復原,只關心數據是否收集完整、統計有沒意義、SCI可以得幾分⋯⋯

我們提供協助,災民得到及時且珍貴的資源,一切似乎安排得理所當然!

還記得八八水災時,我帶一群學生(需要志工證明)到原住民部落做學生輔導。他們準備很周全,包括遊戲用的道具、事前演練、戲劇表演,按表操課。這時,突然一位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放聲大哭:「我可不可以不要再玩了!」,惹得較大的小朋友一陣撻伐「大哥哥大姐姐來陪我們玩,我們要乖乖玩啦!」

好個乖乖玩,到底我們有沒有了解受災民眾需要的是什麼?還是一廂情願地提供我們認為必要的協助?

以我們的經驗來看,災難剛發生時,各方慰問及物資提供只會過剩,絕不會不夠,一切要等到失去媒體報導價值、志工撤離、政府拍胸脯答應的資源沒到位,災民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但是就過去經驗看來,我們似乎學不會災民需要甚麼?也沒有能力從災難中學習。政府長期不重視心理衛生,以高雄氣爆後30億捐款,洋洋灑灑列一堆預算,就是沒有心理復健的經費列為項目。

類似氣爆的粉塵爆炸事件,影響層面更甚於高雄氣爆事件,五百個年輕生命及其家屬面對未來無止無盡的痛苦,就醫(治療、復建、心理創傷)、就學、就養、就業,政府難道不用考慮五年,甚至十年復原計畫嗎?

完整的災難處理流程,應該包括緊急醫療的完整計畫、社福機構的單一處理窗口、心理復建計畫、未來災民生活照顧,也許有人說這些計畫都有啊!問題是有真正落實嗎?

爭功諉過,檢討責任,口號式的政治語言、毫無承擔急就章的短期政策,已經讓民眾深惡痛絕,一次次的災厄,難道教不會理當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為最高執政標準的政府嗎?

醫療的精髓應該是:『To cure sometimes , To relieve often , But to comfort always.』(有時治癒疾病,時常減輕症狀,但總能安慰病患。)台灣已經像經不起任何疾病侵襲的脆弱身軀,政府無法治癒疾病,不能解除痛苦,但至少給我們安慰吧?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