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陸客觀光經濟牽涉到兩個相互糾結的問題：第一、陸客來台是否帶給台灣經濟效益？；第二，陸客觀光是否會對台灣造成以商圍政的衝擊？就台灣的立場而言，當然是希望獲取經濟利益而沒有以商圍政的衝擊；就中國的立場而言，自然是希望用最低的經濟價格，產生最大的政治槓桿。不幸的是，這些年來是快速地朝中方希望的方向發展。
陸客輸入可以分成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2000年以前，陸客來台人數是零，此時既無陸客觀光經濟利益，自然也沒有影響衝擊可言。第二階段是2000-2008年，人數大致維持在二、三十萬人之間，人數尚在港澳部分之下，此時陸客觀光貢獻經濟利益，但數量上卻未能形成舉足輕重的規模，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況。但2008年之後的第三階段呈現戲劇性變化。在馬政府巨大觀光利益的宣稱之下，陸客由2008年的329204人一下子跳升為2009年的972123人，此後維持一年60多萬人的速度增加，一直到2014年的3987152人，佔來台每年觀光人數超過40%（如圖一），以超趕的速度成台灣觀光客最大來源。
2009-2014每年陸客來台年平均人數約為230萬人，每人每天平均消費為256.8元。與台灣過去最大宗的日本觀光客作比較，2009-2014日本觀光客平均每年來台約為1038239人，每人每天平均消費為352.6元。因此可以說，陸客是以廉價觀光為主，但整體以「人海戰術」取勝。這種量大低價的觀光行程直接導致服務品質的下降、在地環境的惡化、以及對其他觀光客的排擠效果。更重要的是，配合旅遊業常見的一條龍經營模式，陸客觀光利益有多大的比例回流中港資，留在台灣的消費又有多大比例是在中港資經營的商家，其實是一大黑數。這些問題使得陸客人數衝高的同時，實際上卻逐漸壓縮台灣在地的觀光經濟利益。
除了經濟效益的水分問題外，更嚴重是以商圍政的效果，也就是隨著來台人數暴增產生了經濟依賴與在地利益代理人的不利情況。有三個因素共同造成台灣觀光業走向這個最不利的狀況。第一是結構性因素，由於中國經濟體的增長，以及人口規模跟台灣的懸殊比例，使得陸客能夠以每年增加60萬的速度不斷地注入台灣，創造出依賴陸客的觀光經濟。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經濟規模相對較小的地方就越容易產生依賴，例如花蓮。事實上，觀光經濟只是其中一環，先前的虱目魚契作、旺中媒體收購、以及現在的中信金入股都是同一邏輯下的不同表現。第二，與其它國家不同的是，陸客來台觀光的投放是單方面控制在中國黨國體制手中。相對於台灣旅遊業者的自由競爭，陸客的供給量是由少數利益集團所壟斷，這個買方壟斷的市場在經濟上有利於形成中方主導的一條龍產業，在政治上則讓中國政府得以利用台灣地方政府與業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各個擊破，形成「地方台灣」有求於「中央中國」的態勢。第三、前二者的力量要能夠穿透台灣社會，或針對旅遊業，建立利益回流中港資的一條龍，或針對選舉政治的軟肋，進行精準的政治打擊，必須有賴於一個有效的台灣利益代理人或協作者網絡來進行。2008年以來急速增長的陸客觀光潮已經有效地建立一個「別讓中國不高興」的指令系統，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高雄熱比婭事件。
目前這個指揮系統已經進化到「老大哥」直接插旗島內的程度。「海峽兩岸旅游交流協會」，這個國務院轄下的官方單位，其成立宗旨在「遵守國家的憲法、法律、法規與有關政策」，在高雄成立分會時，公開宣告要本著「兩岸一家親」理念，增強「兩岸同胞感情」，因為這是要「更好地響應台灣南部業界呼聲、服務更多南部民眾」。成立之時，不只是台灣陸委會的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會長到場為之揭牌，同時「台灣觀光協會榮譽會長張學勞、高雄市觀光局局長許傳盛，以及240餘位台灣南部觀光業界人士共同見證揭牌儀式」。
這些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所見證不只是一個揭牌儀式，而是一個威權的大經濟體，如何通過市場的「自由」經濟，逐漸滲透一個較小的民主社會，從一個看似互利、自願性的商業行為開始，逐漸構作一條依賴的路徑，讓台灣社會退出的成本越來越高，逆轉回原先狀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個人、短期的利益則逐漸累積為集體、長期的不利。看似公民社會自由交往的形式，在長期上漸次地限縮台灣社會未來自由的選項。因此，經濟上的一條龍之所以形成，不是甚麼自由經濟自然形成的結果，而是由經濟交往之上的政治工程所精心安排的，它是政治一條龍所指歸的方向。從1996年的飛彈威嚇，到今天的經貿互利，乃至於國內主要政黨已經赤裸裸地呼應「一中同表」、「和平協議」，中國對台工作日趨細緻，台灣這個新生民主國家要維護自己生活的選擇自由，必須要有比「拼經濟」更深沉的理念執著與行動勇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