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更迭，菁英壟斷退駕之後

馬政府曾極力塑造菁英治國的形象，原本學者組成的內閣在印象上應該會是宏觀、開明而進步的，但經過八年執政，卻處處展現權力的傲慢，只換得年輕人對馬政府的深惡痛絕。

重蹈西方的覆轍

歐美民主的論爭反映了民主演進歷程中遭遇的實質問題，這些民主先進國家兩百多年累積的經驗，在台灣自解除戒嚴後近四十年的民主化中，壓縮地重蹈經歷，而後吸收內化。

二十五個世紀前的古希臘城邦，就對統治權力該由貴族菁英或由全體公民掌握產生爭論。到了十九世紀，全球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後，歐美民主國家興起，這個議題重新出現在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的爭端中。資本主義初起，馬克思思想隨後洶洶而來，此時古典菁英理論以菁英統治是必然的社會事實，論斷共產主義無階級社會的平等理想無法實現，因而發揮了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功能。

到了二十世紀初，純然描述事實的理論發展成為菁英民主，他們把民主看作是一種工具、一種程序，不再重視民意與福利等傳統民主價值。他們強調憲政制度，在代議政治下，由選舉機制決定執政的菁英，並全權委託這些受過教育與見聞廣博的專業政治家來進行決策、主導社會走向。民主因而淪為「只有投票」的假民主，投票所選出菁英主宰了一切。

剝削者統治的年代

馬英九本人就是菁英思維的實踐者，二十年前他極力反對全民直選總統，所持的理由是：一般民眾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決定這等大事，應該委由資歷充分的國大代表來選舉總統。

當然，歷史最後的事實是台灣開始總統直選，多年後馬英九搭上了這班列車。不過馬英九並未改其本色，始終「依法行政」，貌似中規中矩，卻全然無視社會民意，決策封閉，也堅決反對「公投」的直接民意。他所任命的內閣團隊，也一直秉持這種特色。

如同在西方民主中被拋棄的菁英主義者一般，在他們眼裡，只要握有權力、財富或特權就可以成為菁英，不論正當與否。這些菁英可能通過種種不道德手段與高昂的代價去獲取權力，以及維護這種地位，所以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菁英，更傾向於剝削一般社會階級，並沉迷於這種權力，他們不會放棄手中的利益，也不輕易與人分享。

菁英們認為民主制度不過是欺騙社會的把戲，所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及社會上具有優勢地位的少數人勾結成集團，透過操控選舉取得政權，再由占據公私權力上重要職位的官僚決定政策，通常他們對於維持政策穩定性及持續性具有共識，或者會依據協議來訂定新政策。所以在官商勾結、政治獻金與公共利益的交換中，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被排除在制定過程之外。

菁英主義者都清醒意識到，一個擁有真正公平競爭機制的民主環境，會讓他們迅速被淘汰出局。所以他們恐懼真正的民主政治降臨，負面的情緒讓他們把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描繪成「民粹」或「暴民」，並嘗試以欺騙或操弄、甚者以強制或暴力來統治，對外則宣稱這是在確保社會的合諧與穩定。

菁英退駕，公民進場

如此八年當中，台灣同步經歷一場無聲的政治蛻變。當國民黨菁英建立起一個保守封建、拒絕民意投入的封閉政府體系，真正彰顯公民權利的進步價值，卻是我們的年輕世代，這些新公民世代重視經濟公平、性別平權、土地正義，對於政府遲遲無法實現的承諾以及種種的不正義，直接訴諸公民不服從權利的抗爭行動來對應，而致風起雲湧的太陽花逆轉政局。

江宜樺辭去閣揆後黯然離開台灣，馬政府的菁英政治告終結，在他卸任前的垃圾時間中，茍延殘喘的內閣已名存實亡。如今出來發聲的反而是國民黨更早一代的政治菁英，大中國意識的言辭中充滿了對新世代價值觀的不解與不屑，當然，那種思想觀點與現實有超過一個世紀的距離。

國民黨被遺棄的兩代菁英都與現實世界有著遙遠的距離。當今社會普遍認同多元化思維，當然如古典菁英理論所述，菁英現象是必然的社會事實，我們所遺棄的是菁英壟斷的政治模式。

在邁向2016年、公民參與意識高漲之際，參與式民主有了肥沃的土壤。對於儼然成形的參與式民主，未來的執政者必須考慮讓它常態化，與政府的執政體系結合，通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討論、協商與共同行動來解決公共問題。以公民參與彌補選舉民主先天上的不足，這個當初被菁英論者嘲弄的論點，正是西方在拋棄背離民主原則的菁英壟斷政治後，所走的道路。

台灣的民主發展正在跨進這一步，多虧有馬政府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