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儒教自由主義」在希臘

一

21世紀初，「走出去戰略」寫入中國的「十五計劃」綱要；中國企業「走出去」，正式成為中南海的國策，已有超過十年以的歷史。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企業走到哪裡，「新殖民主義」的爭議就走到哪裡。這其中，非洲的案例約莫是歐洲媒體爭論最厲害的地方。然而，如果歐洲人要思考「中國式新殖民主義」，其實不必遙望非洲，這個過去歐洲殖民主義的「原鄉」；歐洲人只需要轉過身來，看看自己的後院，看看希臘。

眾所周知，對希臘這個歐洲邊陲國家，在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後，由國際貨幣基金領軍的國際債權人提出了條件苛刻的紓困協議。希臘被國際貨幣基金與歐洲央行要求實施「財政緊縮政策」，經濟因而陷入蕭條。但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條件還不僅於此。在紓困協議中，還就包含著將港口私有化的所謂「結構改革措施」。

這種久為世人詬病的做法，是國際社會中所謂「華盛頓共識」下的典型做法；在目前的社會科學教科書中，許多時候「華盛頓共識」被認為是歐美以「新自由主義」為綱領的「經濟新帝國主義」的表徵，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也被認為不過是美帝實施「華盛頓共識」這種「新自由主義」策略的下屬機構。但就這種特別通行於中國天朝主義「左派」的理解圖式而言，就算低調地說，希臘案例也顯得「有些奇特」，奇特到可以讓我們去充分檢視某些歐美批判性學者提出的質問：中國這樣的新興資本主義強權，與「華盛頓共識」的關係是什麼？

二

2015年1月22日，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三號貨櫃碼頭，中國中遠集團正在為它出資的碼頭擴建計劃舉行動工典禮。中國總理李克強特別去函致賀，當時的希臘總理薩馬拉斯也出席典禮，肯定這是「中希企業投資合作」的典範。

事情要追本溯源的話，就必須從2008年談起。當時的希臘，政府財政危機已端倪初現，碼頭勞工頻仍罷工。作為回應對策，希臘政府開始推動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改革」。中國中遠集團以43億歐元，透過投標比雷埃夫斯港貨櫃碼頭的私有化計劃，取得35年的特許經營權。2008年11月，中遠集團就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務局簽署協議，轉讓碼頭的經營權。

從2010年開始，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正式表面化後，在世界貨幣基金與歐盟銀行的壓力下，希臘政府被迫必須大幅進行「私有化」計劃。就在這個期間，中遠集團陸續增加對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資，金額共計12億歐元，來升級碼頭設備。到2013年，原本吞吐量為43萬個貨櫃的碼頭，改建為吞吐量高達316萬個貨櫃的港口設施。《華爾街日報》盛讚中遠的投資，稱為希臘近幾年最成功的私有化案例之一。2014年，希臘政府按照與國際債權人達成的私有化協議，選中中遠集團及其他四家競標者，作為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67%股份的最後潛在買家。比雷埃夫斯港，這個歐洲最大的客運港，世界十大貨運港口，希臘的海軍基地，即將成為希臘國土上的新型「外國租界」。

三

中遠集團似乎沒想到，就在它歡樂地舉行動工典禮後沒幾天，1月25日國會選舉，希臘變天，政府易主。「激進左派聯盟」（Syriza）才剛上台，28日就宣布停止多項重大民營化計劃，將「根據希臘人民的利益重新審核同中國中遠集團的交易」。中國外交部隨即做出「軟中帶硬」的回應：自2008年中遠集團獲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二、三號集裝箱碼頭特許經營權以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遠比港項目已成為兩國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典範。

中遠集團可能很難理解，希臘新政府為何敢於拒絕一個號稱創造一千多個工作機會的私有化計劃。中國媒體的一個報導評論就言明，「根據海運行業的業界人士分析，實際上中遠並沒有進行太多的利潤計算，果斷決策的最關鍵原因還在於是中國政府對希臘政府的支持。可以說，中遠拿下比雷埃夫斯港口是對希臘援助的一種體現，如果希臘償還債務的談判遇挫，中國有可能介入並成為希臘的『最後貸款人』，作為回報，中國將得到比雷埃夫斯港資產的所有權。」

但從希臘左翼政府的立場來看，不這麼做，恐怕才更讓人意外。在比雷埃夫斯港，希臘勞工基於對「中國式管理」的抗爭和被中國勞工取代的恐懼，迭次舉着標語「中遠滾回去！」進行示威；2013年的大罷工，更是挑明反對希臘政府將比雷埃夫斯港和第撒隆尼基港（Thessaloniki）民營化，出售給中國企業。根據BBC的報導，比雷埃夫斯港港口當局與中遠集團之間存在著長期合作的策略構想：投資建設物流中心，並將港口和鐵路聯繫起來，讓中南海推動的「新絲路」路能延伸到巴爾幹半島和歐洲，從而使得比雷埃夫斯港躍居歐洲最大的貨運港。另有媒體分析，中國企圖讓比雷埃夫斯港取代鹿特丹、漢堡等港口，成為歐洲最大的貨運港口，作為中國商品進軍歐陸的門戶，以及進入地中海及北非國家的跳板。

四

終究，在國際貨幣基金與歐洲央行聯手要求將財政緊縮政策執行到底的強大壓力下，希臘左翼政府的選項並不多。到2015年2月，希臘財長就改口，表示希臘將繼續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計劃。希臘左翼政府並宣稱：「對於希臘上一屆政府同中遠達成的協議，是已經獲得希臘議會批准的，而且三號碼頭的擴建已經開工；我們會尊重相關的協議，並且切實履行協議中所規定的義務，絕不會單方面地修改協議。」

對中南海，比雷埃夫斯港可說是勢在必得。晚近即有中國學者倡議，歐盟委員會提出3510億歐元的策略性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容克計劃」，「完全可以和『一帶一路』對接，推動歐亞互聯互通建設」，尤其該著重「波蘭、希臘、巴爾幹，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成為『16+1』合作的拳頭產品」，讓「中東歐成為中國在歐洲的新門戶」和「連接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橋樑」。如果考慮到比雷埃夫斯港乃是中南海「21世紀海上絲路」策略中「中歐陸海快線」的終點，希臘左翼政府的決定，與之後的「政策大迴轉」，無疑地都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

五

中國天朝主義「左派」學者汪暉說，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

按照汪暉的論述，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和中國國企投標這種私有化計劃，似乎必須被當成一種「克服新自由主義」的事物。或許，全世界沒有比這種論述邏輯更為荒誕的事情。如果這不是一種「天朝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那麼，「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就該從社會科學辭典中刪除了。

在希臘案例中，我們確實看到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被「超克」了，但它帶給人們的，不是任何反市場自由主義（或者超越市場自由主義）的進步思維和實踐模式，而卻是另一種「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義」；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後新自由主義」形式的顛覆或反轉，而是對「華盛頓共識」的選擇性利用和山寨翻版。這種「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義」，構成了當前中國營造「新天下帝國」的帝國方案最主要的資本策略：在所謂「利益共享、共同發展」的「正確義利觀」的名號下，去為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去競逐和主導發展中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的BOT與PPP計劃），以國家權力，以中國的新興國際強權地位，來提供全面的「後援」。

希臘的人民，在國際貨幣基金、德國主導下的歐盟，以及中國「儒教自由主義」攜手演出的「私有化換貸款」大戲下，命運會如何轉折？這些，已經不是天朝的知識分子和媒體想關心的事情，更不是優先課題。對這個新興資本帝國的子民，最重要的莫過於「如何將比雷埃夫斯港建設成為中國利益在歐洲區域的『戰略支點』」——或者，這麼說：如何用現代的資本主義手法，來打造「新天下主義」的物質基礎？據說，這就是中國天朝主義學者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