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記錄片《末代叛亂犯》之前 ──獨台會事件補記

1991年，一個看似遙遠卻其實很近的年代！那一年蘋果公司推出了重量只有2.3公斤的PowerBook 100宣示攜帶型筆電的年代正式來臨；那一年地球環境會議在東京舉行，呼籲全球重視威脅人類未來的環境問題；那一年發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了第一次的波斯灣戰爭；那一年華沙公約集團解散，龐大的蘇聯政權在年底正式的解體⋯⋯

而島國台灣，卻在該年的5月9日發生了一件只因為閱讀史明先生所著作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並協助製作、散發相關文宣就被KMT調查局闖入清大校園，逮捕在學研究生廖偉程以及校外人士陳正然，王秀惠，與林銀福等四人的「獨台會事件」。

這場與時代精神相違背的逮捕事件引發了台灣在1990年代初期第二波的大型學生運動（台北車站佔領行動）與社會運動（刑法一百條的廢除運動），最後以廢除動員戡亂時期所制訂的《懲治叛亂條例》，以及修定刑法100條，獨台會四名被告改判免訴而告終。

不過許多人可能有所不知的是，這場從台北車站佔領行動到後來成功的匯聚強大民意迫使當局最後不得不同意交保釋放廖偉程等四人的過程，其實還是從一場重返中正廟進行抗議的行動開始的，只是這場行動在發起沒多久後就被KMT的憲警成功的驅離！

話說，當1991年5月9日（星期四）廖偉程等四人被依《懲治叛亂條例》逮捕的消息一傳出後，各校的學運社團馬上就開使始進行串聯抗議的行動，並做出了重返中正廟這個地點的決定！但是由於需要時間串聯與動員各校的同學，因此我們將抗議的日期訂在5月12日星期日，也是當年的母親節！這個日期訂下來後，大家便開始各自動員，但經過了前一年的野百合學運後，情治單位顯然在各校園內進行了更多的滲透，再加上我們許多人懷疑家中的電話已遭竊聽，因此只能改用最原始的方法來動員，也就是分頭騎著喔都賣各自去通知可信任的學運夥伴來參與行動！在那個沒有手機只有BB Call的年代，這當然是個很缺乏效率的動員方式，所以5月12日當大家在約好的時間集結在中正廟裡國家戲劇院的台階上時，學生與老師的人數其實是有些少得可憐（應該不到百位吧，哪位老骨頭記得清楚的話請幫我修正一下），不過人數少不是問題，試問那一場社會運動不是從小貓兩三隻開始而後捲起千堆萬堆雪的？我們那時心裡想的是，只要基於公義，訴求清晰，以當時台灣騷動的社會氛圍，只要運動可以撐得下去，不怕沒有辦法號召更多的學生與民眾來響應！

情治單位當然也知道這個火苗必須趁微小時就撲滅的道理，所以他們早已從特殊管道那取得消息，並在中正廟四週做好了埋伏，要對我們這群「鬧事份子」在當天來ㄧ場甕中捉鱉！

我仍記得那是一個有著和煦陽光的母親節上午，中正廟的廣場上有不少攜老扶幼的民眾與觀光客，包括一群正在廣場上舉辦母親節園遊會的團體！當我們一群人站妥在國家戲劇院的台階上，拉開布條，打開大聲公開始呼喊口號不久時，遠遠就看到一群持長棍的憲兵與持短棍的保警隨著數台警車與警備巴士，從中山南路門口魚貫地進入中正廟的廣場！然後開始喝令民眾與遊客立即離開廣場！我站在國家戲劇院最上頭的階梯往下看到有位來參加遊園會的小女孩，被媽媽拉著手催促著匆忙離開時，她望著我們這群大哥哥大姐姐臉上所露出的那份疑惑又不甘願的眼神，當下的我只覺得這一切都顯得無比的不真實！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憲警竟然可以如此隨意地驅趕人民，強迫取消人民的活動，只為了不想讓人們看到國家機器將如何地對一小群抗議學生所採取的驅離行動？

在半小時不到的時間內，憲警的清場動作就差不多將整個中正廟內原有的群眾全趕出去了。在這段時間內就算有記者聞訊想要進來報導也都被擋在中正廟園區之外。警方接著登上戲劇院的階梯來對我們舉牌警告，我們也開始相互靠攏坐下，手緊勾著手，準備面對接下來的強制驅離！若說那時候心裡不緊張、不害怕其實是騙人的，因為這場抗議畢竟不像一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所抗議的萬年國代，與要求國會全面改選那般廣受社會各階層民意的了解與支持！

獨台會事件基本上所觸及的是KMT執政當局內的保守派最無法忍受的台灣獨立議題，因此我們並不會被視為一群懷抱著憂國憂民情操的大學生，而是被明確清楚的定位成台獨叛亂者的同路人！須知當時KMT調查局抓了廖偉程等四人後，乃計畫以當時的刑法第一百條所定義的的內亂罪來進行起訴，而這個內亂罪的罰則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與首謀的無期徒刑！甚至官方還欲以《懲治叛亂條例》擴大解釋其罪可判處唯一死刑！

不過緊張也能激發年輕人的腎上腺素，我們人數雖少卻也是用盡力氣，聲嘶力竭的吶喊著口號，在數波肢體的掙扎與反抗下，最後才被優勢的警力一一強制抬上了警備巴士！

在警備巴士裡，我驚訝地發現車內的閉路電視螢幕裡，播放的竟然是三年前520農民運動中警民衝突的影片，也難怪站在我身旁巴士內中央走道上執行戒護的保警，臉上對我露出一副冷酷與輕蔑的表情！原來政府是用這種方式對維持社會秩序的保警洗腦，灌輸他們仇恨的意識，好讓這些保警先入為主的認為他們要執法的對象是一群暴民，而不是像他們一樣的同胞！

巴士啟動後我撇開了頭離開保警仇視的目光，向右轉頭透過焊上了鐵絲網的車窗向外看，由於不曉得將會被載往何處，因此我以貪婪的目光注視著車窗外熟悉的台北街景，希望能將這個我成長的城市好好的印記在腦海裡！

不過出乎我們的意外，巴士在市區內繞了好一陣子後，最後只將我們載去了一個荒涼的戶外停車場後便命令我們下車，同時在下車時安排一台攝影機在車門處對我們每一位同學進行仔細的拍攝錄影！時至今日我依然很好奇這個將學生載往他處丟包的指令是來自於誰？看來KMT的政府內必然是有一股同情學生的力量在與KMT的保守派角力，否則憲警當日大可將我們這一群學生載去任何地方集體收押！KMT政府內這股同情學生的力量顯然是來自以李登輝為首的台派人士，我認為他們也許無能力在第一時間阻止KMT保守勢力闖入校園裡胡亂抓人，但他們會想辦法給我們這群抗議者一個抗議的空間與機會，好能藉由外部民意的力量來幫助李登輝對當時這個保守的黨國體制，進行民主化的轉型工程！

既然這麼就釋放了我們，於是我們在當天下午便陸續地返回中正廟現場，不過數百名的憲警已經將中正廟徹底的封鎖，我們只能聚集在大門對面的國家圖書館思索下一步的抗議與聲援行動倒底該如何進行？

當然這一天下來也夠刺激了，所以當天同學們也無法做出甚麼結論，最後晚上解散各自回家，養精蓄銳後再做打算！

隔天跨校的學運團體馬上聚集討論，因為救人為當務之急，所以我們一定要持續有大動作，回不了中正廟這樣也好，中正廟本來就不是一個最適合向政府施壓的地點，在那裡進行抗議其實對政府來說根本不痛不養，於是大夥就開始討論有哪一個替代的好地點，這個地點必須要能日夜持續的聚集抗議人潮，所以會影響交通的馬路街道便不列入考慮！幾個政府機構一一被拿出來當做目標討論。最後不記得是誰提到了台北車站這個地點，大家都覺得真是神來一筆，當時才剛落成兩年的新台北車站有著偌大的室內空間，它也是南北旅客來往的中樞，交通的樞紐自然也就是資訊散佈的樞紐，在那個還沒有網際網路以及政府依然嚴格控制所有媒體的時代，我們的確很需要一個方便讓人們將行動訊息散布出去的好方法！在台北車站進行抗議，來往的旅客自然會將我們這場行動的消息與動態散播出去，憲警要在這個地方明目張膽的揍人也不太可能，政府想全面封鎖車站的社會成本也會非常高昂。而另一個始料未及的優點是對稍後來自中南部大專院校一波波的北上援軍來說，這個地點根本就是佛心來的體貼啊！

當然我們心照不宣的都同意的是，這個地點比一年前在戶外風餐露宿的中正廟廣場舒適太多了。物資組只需要替大家準備好睡袋即可，如廁，飲水與燈光等基本問題都已迎刃而解，乾淨的車站地板不論是躺在上頭睡覺，圍坐成一圈進行小組討論，或是趴著畫製海報都非常理想。

接下來的發展大至就如同維基百科上的條目與記錄片《末代叛亂犯》上所敘述的，從5月15日起我們在台北車站總共待了六天五夜。5月17日立法院即三讀通過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而廖偉程、陳正然等四人也因此能獲得交保釋放。 最後我們在5月20日撤離台北車站時與學界和各社運團體共同在台北市區發起了一場反政治迫害的大遊行。

做為一位90年代學運的積極參與者，我其實真正想說的是，一個社會的進步（與退步）其實常常是由少數人出來帶頭驅動，再由眾人呼應與仿效而造成。所以今天的青年世代朋友請絕對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再也真切不過的一個簡單道理。

同樣的，放眼古今中外，學生運動不僅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象徵，它更是一個社會良心的集體展現。它是社會上用來對抗階級，對抗獨裁與失能政府的一股核心力量。我們切勿妄自菲薄，也無須自以為是。請切記唯有參與加上行動，才能帶來改變的可能。

此外，當年各校的學運幹部，除了現在於學術界與NGO工作的人之外，有許多人現在都已經是DPP各級民意代表與地方執政縣市的首長，有些人甚至是未來可能成為總統的小英身旁的核心幕僚。寫出這段往事乃是希望在掌握權力的頂點時切莫忘初衷！因為這樣的人生經驗是你們的對手KMT的政客們所沒有的，而這也應該永遠成為你們與他們最大的不同之處。 唯有牢記這樣的年輕歲月才能讓你們最終成為台灣所需要的政治家。

更要請你們記得，即使今日的對手從KMT換成了中國共產黨，你們仍要堅持捍衛台灣人民追求獨立的自由與權利，就如同當年我們一起聲援獨台會事件一樣。從廟堂到車站，從國會到政院，從校園到街頭，無論運動的場域為何，物換星移，運動者的臉龐何其美麗，運動的初衷永遠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