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馬想想】 監視器真的那麼可怕嗎？

柯文哲市長日前語出驚人，表示要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引起相當大的反彈，法界人士表示此舉根本沒有法源，有違法之虞。針對法界人士的批評，柯文哲強調「法律是服務人，而不是人去服務法律」，並指出被法律限制的人是「腦袋裝大便」。

對柯文哲想法的批評，不外乎是（一）監視器侵犯了民眾的隱私權，又稱資訊自決權；（二）即使國家要侵犯隱私權，也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方可執行（例如監聽），用監視器抓違停並沒有法律授權；（三）即使法律有授權，也必須符合比例原則；而用監視器這種侵害極強的手段去抓雞毛蒜皮的違停，有違比例原則。

我想，柯文哲應該沒有反對監視器會侵犯隱私權一事，而是針對沒有法律授權一事，希望直接能有法律授權，然則這並沒有解決比例原則的問題，因此學者及實務界人士馬上撰文指出，為了保障事前聽審權（除了特定狀況，不能在駕駛人不在場的時候逕行舉發），即使硬訂了法律，法律也不合憲法的指導原則。而這種硬要法律去符合政府利益一事，也已經類似獨裁，違反法治精神。

說到底，這場法律的論戰，柯文哲大概也不太能反駁什麼了。事實上比較可行的作法可能是設感應器並讓拖吊車來拖吊，因為比起開單，更多駕駛者害怕拖吊。不過這當然也不會徹底解決問題：要知道，有些違規停車的熱點未必有設違規停車的必要，在整個都市空間規劃不足的情況之下，硬是要抓違規停車反而是治標不治本，此時要法律為為德不卒的政府服務，實在讓人難以苟同。

不過，幾天的論戰下來，法界人士之所以能夠站穩論點，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隱私權的保障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強烈的理由，是不能夠侵犯隱私權的」。對一般民眾來說，的確違規停車不是什麼「強烈的理由」──倒也不是台灣民眾對於違規停車有多麼隨便，而是通常對你我來說，大家都是違規停車的潛在犯行者。當大家都有可能違規停車的時候，這就不是一個那麼「壞」的事情，那麼，對一般人來說，這就違反了比例原則。那如果今天裝監視器是為了抓強暴犯，我想大家可能舉雙手贊成：畢竟你我都不是潛在犯行者，當自己可以跟壞人做區隔的時候，用監視器這個侵犯隱私甚鉅的工具來抓邪惡的犯罪者，可能就符合一般人民的法感情了。柯文哲這次遭受民眾的數落，或許就是因為還沒有抓到民眾的法感情「口味」。如果風向對了，監視器搞不好爽爽裝。

問題是，監視器有多少政府所宣稱的效益呢？根據研究，監視器最有用的地方是銀行、店鋪、停車場等私人空間，雖然竊賊或搶劫者還是可以輕易地躲開監視器，但至少嚇阻效用是存在的。然而公共空間的監視器，依照Welsh & Farrington的研究，並沒有什麼嚇阻力，甚至還發生裝了監視器犯罪率提高的案例。而針對違規停車這種非累犯的行為，事實上效益將更為低落。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政府想要宣稱監視器效用並進而推行政策時，我們不得不思考政府是不是在使用話術來遂行自己的意志。

或許人民會說，柯文哲不是那麼恐怖，他是善意的，不至於使用法律來迫害我們的隱私。但姑且不論柯文哲是好是壞，重點是法律可以為任何人所用：總有一天市長將不是柯文哲，總有一天調監視器影像的人不會是柯文哲的手下。當我們輕易相信人治可以讓法治變好的時候，那麼就容易嘗到法律被後繼者誤用的後果。如果不讓法律優先於一切，人權保障將無法落實。

不過，要反過來問的是，監視器真的有學者宣稱的那麼可怕嗎？如果沒有那麼恐怖的隱私侵害，我們又何必那麼害怕？事實上，這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因為台灣社會對隱私的看法，與西方社會確實有很大的不同，而隱私也的確是西方社會的產物。針對此，一種常在中國媒體出現的抗辯可能也會在台灣出現：「西方國家的人權不干我們的事啦」、「我們有我們的處理方式」、「不要犯罪／違規就好了，隱私侵害還好吧？」。如果這樣論述下去，隱私侵害變得不重要，加上個資法也是西方霸權的產物，柯文哲的作法似乎也不是那麼不合理。

誠然，隱私權即使根基於自我決定權，我們也無法忽略在儒教主義薰陶下，台灣人民對於自我決定權的意義也跟西方社會有所差距。然而，我認為這是一個無效的抗辯。隱私一事的確跟智慧財產權一樣，摻了很重的西方色彩，也常被誤用，但是，隱私權的東西方差距並不是論證重點，真正重要的是隱私權形成的歷史：其係抵抗國家公權力、甚至國家暴力的重要權利。我們之所以鉅細靡遺地將法律權利訂入憲法之中，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必須具體地抵抗國家權力的濫用，而這個背景是不分東方西方的──難道我們要承認說，因為我們奴性比較強，所以不想適用人權嗎？

台灣並不是不存在抵抗國家或殖民的背景，只是很多時候集中在言論自由而非隱私權，導致歷史脈絡有所不足。輔助著主動的言論自由，自我決定權是更重要的被動權利：如果國家不禁止你說話，給你言論自由，卻逼你揭露你不願讓人知道的事情，那麼這些法律權利所表彰的自由就只是一個幻影而已。古今中外的歷史皆告訴我們，不節制國家權力的下場，就是獨裁。而國家權力不被人民節制一事，最容易發生在「英明的」領導者身上：由於個人光環與魅力，導致法律權利被模糊化、邊緣化，最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說了那麼多，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國家與企業在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不可分了。如果我們開始懂得節制國家權力，那我們有同樣地節制企業權利嗎？裝監視器的，蒐集個資的，真正在「規訓」我們的，可不是只有國家啊。我們是不是更容易地，把隱私揭露給私人企業卻渾然不知呢？我們是不是對於國家和私人企業的關係越來越不謹慎呢？這些才是我們之後真正要面對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