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重新思考中國因素下的「台日關係」

台灣近年來所有的主權、民主與經濟危機，幾乎皆來自於一個共同的核心因素，這個被學者稱之為「中國因素」的作用，若將視野提昇到全球層次，則可發現中國的全面性布局正在全球任何一個區域與國家上演著。

從台灣所處的亞洲地緣政治以觀，中國一方面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彼此相互依存，一方面更積極布局排除美國，企圖成為亞洲區域秩序唯一的支配者。這個具體的議程在習近平政權以後日漸清晰，去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以及創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行動，皆展現其在亞洲排除美國並壓制日本而成為亞洲秩序唯一支配者的野心，而如果從這個全球到區域結構性角度去觀察「中國因素」，似乎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位處被中國視為主權內部領域、因而受到中國因素攻擊作用最為強烈的核心地帶，不論是香港或台灣，都不太可能僅透過單一國家／區域內部的「民主深化」、以及「公民抵抗」去成功阻擋日益全面進逼的中國因素，因此，筆者認為另外一條由國際關係視角展開的力平衡思路於是顯得重要。

然而，今日在西太平洋美中力平衡局勢的轉變，卻對台灣顯得日漸不利，對以往的美日同盟而言，台灣維持主權獨立現狀對其最大的利益，同樣是因為台灣在西太平洋地理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然而在台灣不具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美國已逐漸承認台灣可能已經是與中國發展新大國關係下可能選擇捨棄的棋子，即便台灣的戰略地位仍然重要，在美國內部評估即便放棄第一島鏈，都已逐漸透過強化關島的軍事佈署以及美日同盟的安保計劃調整，而將中國防堵於第二島鏈時，這個美日同盟與中國在西太平洋的力平衡轉變已然成為極為不利台灣的事實。

不過，以往因為美日安保架構的關係，日本的行動高度受到美國支配，而造成許多人主張可以將美日兩國視為同一行動主體，但在西太平洋的力平衡改變後就並非如此。關鍵在於台灣戰略地位對於日本的重要性，使得日本相對於美國並沒有放棄台灣的本錢：第一，台灣海峽及台灣近海周邊水道，是決定日本這個天然資源缺乏的經濟霸權維持海上交通的「海上生命線」：日本仰賴從中東、南亞及東南亞九成以上的石油、天然氣、橡膠進口，以及占日本製造業產品六成的輸出，都必須仰賴這條通過台灣支配海域的水道暢通無阻，如果台灣遭到中國實質支配，那麼即意味著中國將掌握支配日本產業進出口所需的海上生命線。

第二，台灣位處中國是否得以突破第一島鏈，直取日本近海太平洋的要衝、以及台灣擁有大片直接與沖繩島鏈諸島接壤的海域，都會超越經濟水域上的劃分，關乎日本國益與領土安全，因而台灣維持現狀主權獨立的存在，對日本而言具有核心利益。

2014年中國在尖閣領空片面劃設「航空識別區」的變更現狀舉動，形同在這個敏感區域直戳日本咽喉，但美國意外消極的反應，卻也映證了前述美中兩國力平衡的微妙變化。因此日本安倍政權何以在近來遂行一連串強化軍事擴張的行動，筆者認為最直接而務實的解釋是，美國若與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達成和解與妥協，將嚴重侵害日本的經濟地位與安全保障，因此日本惟有透過與中國對立，才能迫使美國更積極思考與佈署「重返亞洲」政策。就今後的發展以觀，美日同盟仍然是亞太地區對抗中國因素的核心力量，但在美日同盟陣營之中，美國轉趨「保守」而日本則轉向「積極」仍然會持續成為趨勢。

而日本的安倍政權政策的最大特色即反應在此，一方面日本在軍事佈署上轉趨積極，透過憲法集體自衛權解禁的解釋變更、以及一連串安全保障法制的修正，賦予自衛隊更靈活與積極的武力行使可能性，因應中國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行動。另一方面日本也為了對抗中國而在亞太地區各國間進行一連串積極的拉攏行動，形成日中分別在亞洲籠絡競爭的局面，而亞洲國家中包括印度、韓國與泰國等國家，都開始務實地在中日兩大強權的競逐籠絡上發展「等距離外交」，從日中兩大國競爭關係中獲利，相形之下，台灣在馬政權執政的八年間僅單方面朝向中國傾斜，這樣「獨步亞洲」對中國全面靠攏梭哈的作法便顯得愚蠢不智。

近年來台日關係因為日中關係緊張持續升溫、乃至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對日捐款200億日圓等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今日呈現空前的友善。日本在安倍第二次政權開啟以後即對包括台灣在內發展亞洲諸國的關係趨於積極，這段期間即便馬政權為順應中國意向，而在台日關係上採取消極政策，2013年安倍政權仍然在中國乃至日本石垣島地區漁民的強烈反對的逆境中，積極運作下達成簽署《台日東亞漁權協定》，使台灣漁民得與日本共享尖閣水域的漁權。

台灣若意識到中國因素最可能透過對台灣進行全面性的經濟支配，而單獨以內部民主深化以及公民社會抵抗都不可能抵抗中國對台灣的內外攻勢時，善用大國間的齟齬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空間與利益是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下筆者主張具體上最穩健的作法，是當前台灣必須要在發展對日關係上務實地繞過與中國直接產生正面衝突的意識形態與安全保障領域，而積極與日本發展建立實質的關係，透過提升與日本的相互依存關係、或至少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朝向「中日等距離」發展，以擺脫現實上台灣遭到中國由經濟到政治的全面支配的路徑。

而在這個架構下的議程設定與進行順序，筆者建議必須要先從不直接觸及中國敏感神經的經貿關係上開始著手，首先透過一系列柔軟且實質的產業、貿易與金融政策合作，例如透過雙邊簽署《貨幣互換協定》使台灣金融秩序得以透過與日本結盟對抗中國因素、或是透過檢討產業合作與簽署特定有利台灣提高日本市場市占率的自由貿易協定，加深兩國之間的依賴關係，使台灣得以一步步擺脫中國的單方面經濟支配模式，再等待時機進一步拉近台日雙方的戰略關係合作，相對於一步到位的日本版台灣關係法，漸進式的提昇台日間的相互依賴。

日本是台灣第四大貿易夥伴、更是今日世界第三大大經濟體，相對於產業與台灣高度重疊的韓國，因為在兩千年代與日本展開一連串金融與國貿政策合作，以至於今日成為日本第五大貿易夥伴，台日間的貿易關係，卻仍然在政府長期片面傾中、對布局日本或東南亞極為消極之下，形成今天日本對台灣一面倒的貿易逆差狀態。今天的日本因意圖抗衡中國並且認知台灣存在關乎自身利害，而存在積極拉攏台灣的意願時，台灣應該善用兩國的友善關係基礎發展一系列實質的台日互利合作。

此外，雖然與日本積極接近勢必會引發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但在手段上若不躁進觸及中國敏感的軍事佈署或意識形態神經、且又精準抓住日本與中國的齟齬情節，來自中國對日本外交行動上的對抗施壓都會相對難以施力；又對於明確表明不希望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更動現狀、卻又樂於接受台灣繼續忠於美日同盟安全保障框架的美國而言，或許一則沒有出面遏阻的空間，一則更可能對於台灣回頭選擇平衡的作法樂於欣然接受。

因此，繞過與中國意識形態的衝突與日本發展實質的協力關係，引進「日本因素」去平衡與減緩台灣今日政治經濟朝向中國完全傾斜的趨勢，不僅可能是較為理性務實的道路，也是今日東亞經濟成長相對亮眼的泰、韓等國家採取的路線。

台灣未來任何的可能接棒執政團隊在尋求遭遇「中國因素」的對策時，一則必須認知日本是今日亞太區域中最具實質利害也最有意願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因素的經濟與軍事強權，一則在思考尋求大國盟友牽制中國時，也應該擺脫過往單獨重視台美關係、甚至認為台美關係就等於台日關係的思維，認知到日本立場存在的利害所造就今後對台關係上，存在比美國更為積極的角色與種種潛在合作可能性，更積極的在台日關係促進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