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現為文學書評刊物《秘密讀者》編輯委員，並與太太開設「日行甜點文學工作室」。嗜好讀小說、寫小說，並且努力用小說的邏輯解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已出版個人小說集《暗影》、《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並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我厭倦了正常的陽光，覺得它是虛偽的，只有塵埃迴旋，濕霉彌漫的那棟黑房子，才是事變以後，人該去的地方。──郭松棻《驚婚》
我在埔里有一個親戚，家就在愛蘭國小附近。每年寒暑假，當我們要到中南部家族旅行的時候，都會有幾天借住在這位親戚家裡。那裡具備一切外地人想像的埔里風景：平緩的山野，安靜的社區，悠長的草木。上大學之後，我迷上棒壘球，每年的這幾天，我和弟弟都會找個角落傳接球、揮棒，有幾次還嚇到旁邊雞舍的雞。
上大學之後我還有另一個轉變，就是開始接觸批判的社會科學理論，以及台灣文史的相關著作。但是在這幾年間，我一直沒有發現，我平常所念的政治理論、台灣近代史、馬克思主義，和我每年都去的埔里有什麼關係。
直到有一天，我在「二七部隊」的相關著作裡，看到了「烏牛欄」這個地名，才從模模糊糊的記憶裡，打撈出曾經在某處看過的路牌告示。
我們的家族旅行有時也會去看某處的古蹟，但我們原來一直住在古戰場旁邊。
對於我這樣背景的人來說——出身於外省公教文化主導的家庭，卻又在求學過程中被啓蒙，從知識上站定了「台獨」與「民主」立場——，二二八與生活的關係就像這個故事一樣。要說沒有關係嗎？但它分明離你那麼近，近到當你幡然醒悟時，總有一種難言的愧疚感。但要說很有關係嗎？過去那麼長一段日子，你不曉得這件事，似乎也沒有對生活造成什麼妨礙。
然而這並不是說，我認為這個議題對當代的我們不重要，不需要思考。正好相反，我認為應當如何面對這種歷史慘劇，以及如何思考它在我們生活中的疏離與親近，其實是更重要的問題。如果不說「思考二二八是我們的倫理義務」這麼重的話，也起碼可以說，「思考二二八是當代台灣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每一個不同位置、不同知識譜系的台灣人，其實都還活在「事變之後」的餘震當中，各自有各自應當整理的思路。（遠的不說：去年的318乃至324、411，無論是哪一方立場的人，心中的恐懼、期待、決心和懦弱，誰能脫離「國民黨政府與二二八」這組概念的連結？高喊佔領國會與憤怒地要求政府戒嚴的人，汲取的其實是同一個根源。）而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我更在意的是，「事變」之後的文學，應當如何衡量文本與歷史之間的互動？
我對二二八的認識，全部來自文獻，當然特別是文學作品。除了直接描述事件的傳記資料、口述歷史和寫實性較強的作品之外，也有意圖解構、但實則只是泄露了作者思想軟肋的後設作品，比如林燿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一些並非以二二八為主題，僅在小說中驚鴻一瞥的作品。比如郭松棻〈月印〉裡，鄉間的文惠從收音機聽到：「市街戰開始了。」或者是《驚婚》當中，本來有為的父親，在事變後頹靡的形象。陳千武的〈遺像〉也寫到當初一起出征的同伴，躲過了日本時代在南洋最慘酷的戰火，於異鄉歷劫歸來，卻反倒死於自己家鄉的二二八。
在這些小說裡，「事變」的本體是模糊的，根本沒有情節發生在那裡面，但顯然是一個重重的句號，從此斷開了本來還抱有的希望。在那之後，人就被拋入一個孤絕的存有狀態，從此封凍，無進無退，沒有死但也不像是活，就像郭松棻〈雪盲〉裡那個總是有些尷尬的校長。
這些當然都是很好的作品，最深沈的文學思考。然而，那是陳千武的同代人或郭松棻的父輩的故事，但對於我們這些只能從文獻二手轉知「事變」的寫作者來說，還可以繼續沿用這個套路嗎？顯然是有一些問題的。認識台灣的歷史，書寫台灣的歷史，這毫無疑問是正當且必要的，但真正開始著手時，問題就開始浮現了。就算不說如何寫實、如何還原歷史這樣的技術問題，假設我們能夠掌握充分的資料來進行寫作，要如何拿捏分寸，而不踏入「代言」、「消費」的區域？而我們要如何從過往累積的文本當中再翻出新意？又要如何協調歷史與自己的美學觀點、與當下的文化氛圍、與當下的讀者品味之間的距離？
所有歷史題材的書寫，總是重層的：既是指向了那個歷史事件的當下，而對該一事件的詮釋，也指向了作者自己的時空座標。如果文學最永恆的關懷是「人是什麼」，對二二八「事變」的詮釋，除了政治凝聚和敵我辨識的功能外（我並不認為這不重要，但我想還可以有更多意義），應當也可以成為一道試紙，去探測每一個世代的寫作者如何思考「人」這個議題，人在那樣的極端狀態裡，到底是什麼樣子？映照出來的「我們」又是什麼樣子？如此說來，「事變」就可以成為一個永久的轉折和起點，不管是2015、2025甚至2055，每一代的寫作者都必將再三回頭掂量它、思索它。
這些問題我都還沒有答案，也許尋找答案的方式，就是動手來寫一部關於烏牛欄戰役的小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