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治─紀念哈維爾逝世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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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世界史上富於傳奇色彩的捷克作家、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 )已經逝去一週年了。他的才華洋溢、智慧超卓,而又洞燭人性,真誠熱情,俠肝義膽,勇氣十足。哈維爾是一個真正的人,他一生無不在為實現自我與所有人的自由本質而奔走努力,從劇場到政壇,從國內政治到國際關係,從對抗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黨國到鼓舞全球人類的自由良心事業,哈維爾為世人樹立了公共知識份子和哲學家皇帝的典範。

哈維爾是獨樹一格而難以效法的,因而也是獨一無二的。但他的政治領導,卻也有值得吾人借鑑的地方。哈維爾的政治聲望,是建立在長期參與反對運動所累積的公眾信任基礎之上,首先當然是他在援救政治受難者過程當中所表現出來的真誠關懷與付出,使受難者的心靈受到慰藉,而得以進一步堅定人們反抗的意志。
哈維爾認為除了實際的經濟救助之外,對於受難者的公開聲援也是重要的,後者雖然不必然伴隨著任何金錢上的捐助義務,但是更要面對體制的鎮壓和封鎖的力量,克服對於個人身分曝光後可能的政治風險的怯懦和恐懼,其實需要更大的勇氣。

其次則是他基於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後極權社會統治邏輯的洞識所發展出來的反抗策略。哈維爾看穿了黨國藉由制度性的暴力和政治洗腦製造出來的和諧社會假象,人民在其中因此而無知、恐懼、乃至於良心泯滅、自私自利、互不關心,無權力的公民力量如何與之抗衡,就是在意識、良知以及存在的層次,堅持在真實中生活,並且基於責任感和信任感,經由互助合作的道德力量支撐起一個隱秘的運動空間,即與黨國平行的社會獨立生活世界,然後同時展開社會啟蒙,等待社會意識的普遍覺醒,等到人們普遍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於後極權主義體制的荒誕形式展開全面性的反抗,黨國則將會在瞬間土崩瓦解。

在此其間,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相當重要,因為他們清楚問題的所在,他們有責任揭穿國王的新衣,把真相告訴人們,進而幫助人們以信任和友愛重新架構公民社會。哈維爾因而主張非暴力抗爭,因為以暴制暴將會對人性帶來無比的裂傷,對轉型社會的重建毫無幫助。他的日常反抗策略包括鼓勵自由藝術創作與地下出版、公開聲明的連署串連、國際連結和國際輿論的創造、對政治受難者的法律救援等等,他個人則選擇留在國內固守反抗的陣地,所以拒絕被流放國外。

哈維爾雖然領導反對運動七七憲章(Charter 77)改組而成的政黨公民論壇(Občanské fórum),而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為捷克斯洛伐克國民議會推舉為總統,卻旋即辭去公民論壇主席,因為他對於政黨政治有所懷疑。哈維爾堅信道德政治,儘管他承認政黨在匯聚民意和團結同志形成集體決策上的功能,也尊重政黨政治的現實,但他對於政黨在以分立與競爭原則建構的憲政體制中惡鬥的情形則戒慎恐懼,深怕影響到理性溝通、公共審議的實現,也擔憂破壞制度共識和國家團結,他認為身為這樣一個新興而脆弱的民主國家領導人,需要擔負維繫社會信任和守護民主共和基本價值的重責大任,如此,總統不能單純滿足於傳統作為「國家元首」的儀式性角色,而必須更加積極地從事國家的領導,而這只有超越黨爭,作為國家公共意志的代言人始足以當之。

所以哈維爾拒絕在競選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後的捷克總統時提出施政計畫,他認為這屬於日常政治的層次,是政府首長的工作,總統應當提出國家願景和樹立價值。當然總統會有個人的價值判斷或政策立場,則他應當在尊重政府和國民議會的情況下,適度憑藉總理和部會首長對於總統命令的副署制度以及總統對於國民議會立法的覆議制度而通過政治上的協調溝通來實現。

哈維爾極其不贊成總統運用任免總理與解散國民議會的權力擴大對日常政治的干預,強調總統是國家權力延續性的保證人或仲介人、國家認同和統合的代表、政治談判的調解人、公共生活風氣的倡導和維護者,以及憲法、國家基本價值與國際威望的最終守護者。

哈維爾在其任內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人權的高度上充分發揮小國在道義上的影響力,使捷克成為一個深受世人尊敬的國家,舉例而言,他不惜招惹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和我國行政院長連戰前去官式訪問,在聯合國支持我國入會;堅信人權高於主權,祝福斯洛伐克和平獨立,支持聯合國軍在南斯拉夫和波斯灣發動正義之戰。

哈維爾在他卸任總統後所寫的《城堡的一個來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一書中曾如此自況:在政治生涯中遭受嚴苛批評的人,在事過境遷以後,且往往是在蓋棺之後,方在現實中受到神化,而不能為人再置一詞。他投身現實政治,而不以權力意志操作政治,堅持超越政黨和國際強權的人格與價值領導,真是當代政治的奇景啊。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