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共存的國度：從康州槍擊案看美國社會（下）

我們從更廣義的「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近日的美國康州校園槍擊案件。這次的悲劇，連中國與伊朗的領導人都致電歐巴馬表示哀悼，這是非常讓人驚訝的現象。在自己國內公開或非公開的屠殺自己無辜人民的這兩個國家（西藏目前因自焚而死亡的人數高達九十七人），都不曾也不會對自己的國民之死感到哀悼，但他們卻反而去安慰死了二十個兒童的美國。為什麼？怎麼會如此荒謬？

這諷刺的行為，顯現出美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經歷重大槍擊案的嚴重性。在中國或伊朗，發生槍擊案沒人感到意外，甚至麻痺，因為大家認為他們是「不文明」的，因此對世人而言，也不怎麼讓人吃驚。但是，美國，一個被誤解為高度文明化的國家，發生槍擊案是極為「矛盾」的。為什麼？因為文明的國度怎麼會誕生殘酷的殺手呢？不合理啊？這次的兇手還是一個高材生呢？

事實上，正如甫於坎城影展奪得大獎的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的電影所顯現的一樣，最「文明」的社會也恰恰是最殘忍的社會。在他的《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中，我們看到了有極高教養的鋼琴教師在私底下卻喜好S&M、在《隱藏攝影機》（法語：Caché）中，富有的社區有變態安裝監視攝影機、《大劊人心》（Funny Games）中，在風光明媚的度假村有瘋狂雙人組殺手......所有的案例，都雷同那極度理性與制度化的納粹政權。

世人或許以為納粹是瘋子，但他們不是。他們以高度理性化的制度與效率手法來殺害猶太人，為的是減少他們對德國帶來的損害。事實上，若是詢問當時的德國人，他們或許還會跟你說這樣的屠殺是最理性、最文明的選擇。

回到槍擊案上，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在台灣與美國，都發生了這種極度理性卻毫無理由的殺害幼童的案例。犯下割喉案的兇嫌尚且活著，他告訴我們，他只是想進監獄，所以才犯下案件，可見他不是帶有憤怒的情緒而衝動殺人的。這樣子不帶理由的理性殺人，正是一個「文明」社會最可怕的威脅與問題，而且這問題絕對不是個案，而是整體現代化社會結構（如異化的機制）所造成的。

當我們覺得整個社會機器已經高度文明理性時，其實其中那些被犧牲的「零件」早就一個一個壞死去了。只是，在美國，因為槍枝容易取得，因此暴力才更容易發生。同樣歷經現代化文明過程的台灣，並不會因此就減少本質上雷同的潛在暴力。

最後，我們還可以從媒體與公共空間的角度來看。在台灣，對於重大殺人案的媒體報導往往是以獵奇與情緒性譴責的方式進行，輔以大量的圖片和悲慟的家屬畫面。接著，我們會見到所謂的社會名嘴，如朱學恆先生，出面以正義人士自居，要求以社會公審的方式盡速處決犯人，絲毫不顧檢查辦案與法律訴訟的進行。

相對的，在美國，即使本文前段對美國進行了許多相當負面的分析，但其公共媒體與公民社會處理問題的方法，卻遠比台灣成熟許多。在槍擊案發生的數天內，我們即看到美國總統歐巴馬迅速回應，並且「冷靜」的表示：「是把這悲劇政治化的時候了（Today is the day to politicize the tragedy）。」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這代表，民主黨想藉此危機，趁機推動槍枝管制的立法，以達到長遠的政治社會安寧。有人或許會說，歐巴馬此舉是為了政治利益。但，此話有失偏頗。

首先，歐巴馬若要趁此機會理性推動槍枝管制，必然招致共和黨人不滿，宣稱他是在轉移悲劇的焦點，並且對家屬不負責任。在台灣，官員為什麼不敢推動廢死與社會改革，便是因為害怕反對派與社會復仇情緒（白冰冰？朱學恆？）的反撲。然而，西方的公民社會藉由媒體與健全的兩黨政治，能夠放下「悲劇」的情緒，藉而從悲劇學習，迎向更安全的未來，這才是民主社會，不是嗎？

總是喜歡學習美國的台灣官員，卻對割喉案幾乎沒有一點回應，也沒有推動司法與政治改革的意思，更不用提一場理性的社會對話。當美國能夠快速地從悲劇中走出來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暫時將焦點從仇恨和情緒宣洩轉移到真正的議題上，來試著解決問題了呢？